2015 年，中國國務院頒佈「互聯網＋」政策，將與互聯網相關的經濟活動納入中國戰略經濟活動。過去 10 年，隨著國內資訊科技發展，包括共享經濟在內的經濟活動蓬勃發展。在中國，共享經濟提供一系列的商業服務，包括交通共享、貨物速遞、外賣、代購、家務助理等等，範疇比香港更加普及。
根據美國媒體估算，中國為全球最大共享經濟市場，當中有超過 1 億從業員。有別於其他地方，中國的共享經濟並非由本地人口支撐，反而絕大部分是由外地農民工組成。以手機程式「滴滴出行」（大陸版 Uber）為例，在上海的滴滴司機只有 3% 有當地戶籍，其餘為來自二、三線城市的農民工或退役軍人。
對於一眾農民工來說，加入共享經濟市場似乎非常吸引。以國內新興手機程式「UU 跑腿」（類似 TaskRabbit）為例，網站招聘廣告以「輕鬆月入 10,000+」作招徠，是國內農民工平均收入近 3 倍（註 1）。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工人只有低學識及低技術水平，在中國經濟高速轉型下無法於其他知識型崗位找到工作，最終落入共享經濟的就業大軍。
在中國勞工法例框架低下，共享司機、共享外賣員等工作並不被視為「正當職業」，毫無法律保障。有研究指，在國內外賣員普遍需要超時工作（一日 13 小時以上），而且經常因為不能在短時間內送達或收到顧客投訴而被扣人工。為了趕上進度，外賣員冒生命危險衝紅燈、走捷徑，最終釀成交通意外。以上海為例，2017 年上半年就有 76 名外賣員死於工作相關的交通意外，人數比起富士康自殺員工總數還要多。
在政策文件中，農民工被描述為「低端人口」，並不受到地區政府重視。事實上，地區政府對於沒有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幾乎一無所知，亦無意改善剝削情況。「互聯網經濟」所帶來的高速增長，對於中國農民工來講，可能只是一個更具規模的血汗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