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地球之肺」，亞馬遜森林大火影響的可不止巴西、南美的氣候環境，更影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氣候變化一直是不同國家共同關心的議題，然而，何以多年來問題始終難解？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民主會怎麼結束（How Democracy Ends）」作者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於雜誌「外交政策」撰文，指就民主國家而言，氣候政治往往囿於年輕與年長選民間的角力。
大衛引用青年環境活動家 Greta Thunberg 的言論指，在氣候議題上，年輕一代及老一代之間存有鴻溝 —— 承受後果的人與有權採取行動的人產生衝突。Thunberg 認為，年輕人及老年人的政治分歧，愈趨分裂變成兩大陣營。據近期英國的民意調查顯示，18 至 24 歲選民中，近半數人認為全球暖化是當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但放在 65 歲以上選民眼中，則只有不足 2 成受訪者認同。至於美國，只有 1 成 18 至 29 歲選民，描述氣候變化「不算非常嚴重的問題」；此一論述放諸 65 歲以上選民，同意者多達 4 成 。
大衛認為，若按 Thunberg 的見解，兩者的區別是道德問題：老一輩人不關心年輕人的利益。不過目前仍不清楚老年選民對氣候變化憂慮較低，是否主要出於他們不會目睹最壞環境來臨的一天，年長者本來也會關心很多與自身沒直接關係的事情。
雖然造成上述年代分歧的箇中原因仍待研究，但大衛斷言，氣候變化確是一場世代之爭。而且老年選民正在這場競爭中勝出，畢竟年長者人數比年輕人更多，投票可能性更大。他指，假如民主政治人物要兌現向一眾年輕人作出的承諾，最大的障礙便來自自己的選民。因為處理氣候變化，行為要有極大改變，衣食住行無一不在其中，更不可繼續目前的糧食及能源消耗模式。假如人們要地球持續「生存」，即意味需少吃肉、住更小的房屋、更少以汽車代步。
對長者來說，改變相關行為往往比年輕人更難。困難並非因為他們不關心未來，亦非純粹因為他們不用承受後果。大衛認為，出於人生經驗，當我們愈年老，便愈可能擁有一些不想放棄的東西。例如，沒太多駕駛經驗的人要放棄駕駛，比一生都在馬路奔馳的人來得容易。
假如產生分歧的原因在於態度，而非物質生活，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等待。因為歸根結底，世界是年輕人的。具氣候意識的世代只要堅持下去，終有一天成為多數選民。但大衛提醒，年輕人有等待的本錢，氣候問題卻不能久等。正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所指，人們需要在 2030 年前採取果斷行動。
另一種方法 —— 降低投票的合法年齡 —— 大衛亦認為不可取。即使把投票權擴及 16 至 17 歲青少年，其比例亦不足以產成決定性差異，將投票權賦予學童更不切實際。而且這種明顯削弱長者投票比例的做法，只會加深對立，從而阻礙氣候政策推展。
大衛假設，民主選舉若不足以應對氣候變化，那麼其他類型的政治模式可能成為迫切需要。最為激進的做法，便是借鑑中國這類專制政體。一黨專政意味不受選舉影響、沒有政黨紛爭、毋須公眾諮詢，各技術專家由專制政府手上接過權力，作出關鍵決策。
當然，大衛亦質疑，即使氣候問題危急，是否代表可以作翻天覆地的政體變更。一者，民主制過渡向後民主（post-democratic）制度，必然造成巨大破壞。民主國家處理氣候問題出現種種障礙，同時亦是激進政治變革的障礙，將遭遇包括老一輩國民在內的抵抗。其二，這種做法亦不能滿足 Thunberg 這些年輕一代，因為他們的訴求並非削減民主以解決氣候問題，而是要求建立一個聆聽自己聲音的民主制度。
因此，大衛認為要有能超越現世代僵局的民主改革。一種是更具協商元素的民主，允許持不同觀點的個人直接相互接觸，不受黨派影響。另一種較為激進的做法，是實現直接民主。大衛認為，不受選舉影響的政治家，與其他希望維持現狀的公民，有時會被街頭抗議活動所震懾，特別是長期堅持的運動。Thunberg 發起的定期罷工、橫越大西洋等抗議活動，確實在倫敦得到響應。
大衛指 Thunberg 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使倫敦的部分地區陷入停頓，提高人們對氣候問題的道德認知。他又期望，人們能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中，包括進入公民大會（Citizens’ assembly）、公民不服從等，而非一味寄望通過組黨及選舉。固有的政治制度可能因此改變，但同時可能是確保地球不會變得面目全非的唯一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