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Morgan Ortagus 本月在記者會上，批評中國公開美國外交官及其家人資料為「暴徒政權（Thuggish regime）」所為。不過，美國官方更常用 Rogue state 形容一些「流氓國家」。「流氓國家」作為政治術語，於 80 年代在美國開始流行，主要形容一些威脅冷戰格局的小型獨裁國家。冷戰結束後，「流氓國家」的描述對象亦起一定變化。
今年初，「德國之聲」一則分析報道，引述英國廣播公司記者 Bill Hayton 意見，指應將中國列作「流氓國家」。因為一個國家應該公平對待人民、保障法治，但加拿大應美國引渡要求拘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後，中國旋即以法律之名扣留兩名加拿大人，指這種討價還價的做法，令人極為憤慨。Hayton 以自身為例：「現在任何到訪中國的人，都可能面臨這種風險。我身為英國公民，假如碰巧在兩國出現分歧時身處中國，最終亦可能被拘捕。 」
現時，被美國指為「流氓國家」的有伊朗、北韓、蘇丹及敘利亞，但並無一套公認的國際標準，判斷哪國屬於「流氓」。既然「流氓國家」的「話語權」由美國掌握，是否代表只要美國不喜歡某國，就可扣上「流氓」帽子？
1994 年，美國時任國家安全顧問 Anthony Lake 表示，「流氓國家」是一些頑固（recalcitrant）、法外（outlaw）的國家，不單拒絕站在民主國家的一方，更攻擊民主國家的基本價值觀。當時，Lake 把北韓、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及古巴 5 國列為「流氓國家」。
既然沒有國際公認的判定標準，有部分學者就對冷戰後「流氓國家」的定義作出闡述。曾任美國中情局分析部門負責人的 Paul Pillar 教授強調，「流氓國家」的概念，不能僅針對一個自己不喜歡或不認同的國家，因為追求利益是每個國家必然所為，肯定有國家所追求的與美國不同。故 Pillar 提出，一切要視乎一個國家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有否違背公認的國際行為標準，作出欺詐或背信的行徑。他補充，這些國家往往在有和平方案解決問題時，採取暴力手段。
至於「流氓國家」的具體所為，國際關係教授 Robert Rotberg 在 2004 年表示，一些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若展示出很強的鎮壓及侵略傾向，則可辨識為「流氓國家」。他們有系統地壓迫自己的人民，包括否認人權及公民自由、嚴重剝削政治自由，並妨礙個人經濟發展。這些國家若擁有或尋求大殺傷力武器，即顯示出侵略性，代表他們威脅世界秩序。
「流氓國家」的定義與概述，是否適用於今天某些國家身上，也許見仁見智。因為站在擁抱民主價值的國家看來，以上「流氓國家」的定義與概述，自然合理不過。但放在被指為「流氓國家」的政權身上，如 2000 年西維珍尼亞大學政治系教授 Paul D. Hoyt 所指，「流氓國家」與美國等超級大國的對抗，是一種由「流氓國家」領導人創造出來的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
Hoyt 進一步指，由於「流氓國家」認為美國施加的各種壓力，最終目的是要支配自己，故他們要抵制國際社會，並維持流氓行徑。同時，「流氓國家」認定權力絕不能與其他國家領袖共享，外交孤立、禁運等政策，很容易被「流氓國家」的領導人及國民，視之為別國對本國的威脅行為。因此，即使自己在與大國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流氓國家」仍要著手建立充滿敵意的戰略文化，說服國民這種對抗政策的選擇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