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年前六四學運，30 年後中國羽翼已豐，威脅國際自由秩序。美國政治學者 Amy Zegart 撰文回顧，國際專家如何在政治經濟分析上接連失準，把中共看待為蘇共，誤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經濟體系，便可以間接促成政治變革，結果事與願違。如今杜林普試圖改正數十年的政策失誤，卻始終未得到普羅美國人應有的肯定。
Amy Zegart 任職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斯伯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她在美國雜誌 The Atlantic 撰文憶述，30 年前在哈佛大學修讀中國政治，但當時東亞研究還是冷門學科，同班同學不算多。
在畢業之前，她對電視直播的六四事件記憶猶新，眼見與自己年紀相近的學生，只不過要求民主改革。當時很多同學深受震撼，集體製作數百個白色臂章，翌日舉行悼念活動。
30 年後回首當初，她無奈慨嘆，六四事件似乎早就預示中國有別於其他共產國度，但大部分經濟、政治及政策專家們，始終沒有洞悉到中國的特殊，甚少有「中國通」預見中國有今日的政治經濟面貌。
以浮士德式交易續命
在 1950 至 60 年代美蘇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即使明白到中國和蘇聯有各自利益盤算，兩者都走不同的共產主義模式，但始終視中蘇為利益共同的共產集團，衍生的外交方針都是出於形勢誤判。直到 60 年代末中蘇交惡，尼克遜政府方乘虛而入，藉以改善美中關係，試圖聯中制蘇。
在經濟方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chael Spence 亦提醒，戰後經濟學界曾經普遍以為，非洲擁有得天獨厚的豐富天然資源，未來經濟發展定當拋離中國，於是把目光聚焦非洲，如今結果恰恰相反。1960 年，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錄得 220 美元，分別是尼日利亞和中國的 2 倍。但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歷全球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長，2017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升至 9,000 美元，是尼日利亞的 4 倍、剛果民主共和國足足 19 倍。
有學者又曾經揚言，中國會學似日本、南韓和台灣，隨著國民富起來，政治無可避免面對民主改革壓力，但這都已成空話。當共產陣營在 1989 至 1991 年間土崩瓦解，美蘇冷戰正式落幕，東歐相繼建立民主政制，中共政權卻在 1989 年的十字路口上，以坦克回應了改革壓力，至今屹立不倒。Zegart 形容，此後中國是以「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以經濟發展來延續黨國體制壽命。
但美國在六四後依然昧於形勢，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始終以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便可以令中國變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成為負責任的經濟體。偏偏中國反其道而行，反倒來利用國際自由秩序維護自身，為中國企業創造不公平的貿易優勢，又大規模竊取外國知識產權。2012 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 Keith Alexander 形容，這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實不為過。
為何學富五車的專家竟然如此失策？或者因為他們專注研究理論模型，期望透過歸納歷史發展軌跡，以推敲中國發展趨勢，但偏偏中國有別於其他國家，無法套入這些框架分析。Zegart 認為，中國是充滿矛盾的混合體 —— 沉醉在中原帝國輝煌鼎盛的幻想，又經常把民族屈辱掛在嘴邊；農村既窮得一窮二白，卻安裝有全球最先進的監控鏡頭。
基於美國的民主體制，每屆政府通常只著眼數年間的發展，或在危機與危機之間蹣跚而行，政策通常不會持久；中國卻以經年的統籌規劃，開發人工智能和其他技術，譬如 1990 年代的軍事現代化計劃中，中國領袖的眼光遠至半個世紀以後。Zegart 認為，時間觀念的根本分別，同樣有礙於美國領袖對中國的認知。
如今杜林普矯正持續數十年的對華政策，終於認真面對美中的利益衝突，但不少美國人還是不為所動，未對相關工作給予肯定。Zegart 認為正確的對華政策，應該建基於中國特殊國情的理解，但她同時坦言，中國如今羽翼已豐，與全球貿易網絡關係千絲萬縷，要重調對華方針，對美國來說顯然是一場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