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世紀辯論」過後，齊澤克（Slavoj Žižek）招致各方批評：「衛報」評論指摘齊澤克誇大學院左派影響力、自居受害者以製造敵人、一味懷舊而無任何建設性意見；連社會主義陣營「雅各賓（Jacobin）」亦嘲諷齊澤克的哲學體系與其左翼思想並不相容，是個悲觀「傻人」。前者將齊氏歸類為「老派馬克思主義」，後者則意見相反，認為他背棄馬克思，陷入「一種辯證無解的黑格爾主義（a Hegelianism without dialectical resolution）」，暴露出「自由派技術官僚（technocratic liberal）」身份。
齊澤克右傾了嗎？的確有不少左翼批評他過分讓步乃至趨向保守：由 2000 年初力勸重複列寧十月革命的抉擇，到 2017 年強調晚期列寧的彈性；曾經「追求犯禁（Demand the Impossible）」，然後「勇於絕望（The Courage of Hopelessness）」；與民粹理念者拉克勞（Ernesto Laclau）交惡同時，和右翼哲學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言談甚歡；肯定新加坡模式的影響力，又批評民粹淪為「人民鴉片」。「我是好馬克思主義者，但不完全反對資本主義。」
如何連結兩個齊澤克 ——「革命者」與「保守派」？或者可從他自我介紹 —— 黑格爾主義哲學家 —— 入手。黑格爾晚年晉身國師，言論漸趨保守，為當時年青黑格爾主義者（Young Hegelians）不齒。馬克思亦批評過黑格爾理論「離地」，而近代又有自由派學者，例如波普爾（Karl Popper），將其劃為極權思想的濫觴，黑格爾主義一度幾乎等同於保守反動。
而據齊澤克理解，黑格爾某程度上比馬克思更唯物更激進。「智慧女神的貓頭鷹靜待入夜起飛」：時代終結方可一窺歷史規律。辯證永動，黑格爾自己的理論亦不超脫其外。將君主立憲視為歷史的終結，可能是黑格爾的主張，但絕非黑格爾主義者的觀點。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鍵分別，在於前者（早期）的思想屬於「前革命」：歷史繫於一場即將發生的革命，帶有神學色彩；黑格爾的理論體系則是「後革命」：法國大革命失敗過後，如何理解該段歷史以及重啟改變的可能？比起馬克思，21 世紀或者更接近黑格爾的世界。
- 齊澤克上月與加拿大心理學家 Jordan Peterson 進行「世紀辯論」。
從黑格爾辯證出發，或者缺乏「共產黨宣言」的恢宏修辭，但其歇斯底里的永續性絕不保守。齊澤克在辯論中有一句「我們需要一個主人迫使我們爭取自由」，或者暗合黑格爾的虛君論。黑格爾之所以反對自由民主共和，原因在於人民缺乏精神凝聚就會各行其是，最終不利整體社群；社會需要一種統合結構（articulated structure），亦即一個虛君，從而維繫公眾關係。精神要由實物體現（「精神是一片骨」），普遍須經例外設立，虛君就處於如此一個辯證的位置。為甚麼我們需要一個象徵追求自由的主人？不要忘記法國五月風暴，學生與工人的自發運動爆發一整月後，法國共產黨就與戴高樂政府合作，表示「當務之急是要恢復秩序」。無政府的革命一經歷混亂期，往往就會招致維穩派的反撲；齊澤克指出革命奉行一種弔詭的邏輯：革命需要一個政府，而政府須運作得彷如無政府，革命才有機會持續。
從倡議「列寧 1917」到欣賞「列寧 1921」，的確顯示出齊澤克的思想轉向，關注點由前革命改移至後革命：「勇於絕望」並非放棄革命，而是思考革命之後的第二日，如何繼續革命。批評民粹，原因不在民粹激進，而是不夠激進（例如西班牙民粹政黨 Podemos 的溫和政綱），無法解決今日世界的疑難。自由派及學院左派的失敗已然助長右翼崛起，一旦右翼取得短期局部「成功」（例如波蘭民族保守主義政黨法律與公正黨的滅貧成效），又或如新加坡成為資本主義的典範模式，左翼再拒絕回應現實，最終只會旁觀世界邁向專制資本主義。
齊澤克的政治訴求看似卑微（美國全民醫療保障、官僚社會主義），但皆針對今日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專制資本主義）。所謂「犯禁」，就是爭取不為制度所容之物（the impossible）。資本主義禁絕平等，新自由主義倡議私有化，私有化的敵人就是公有物（commons）—— 社會性的共享基礎：外在自然（環境）、內在自然（生物條件）、人類文化（語言、文明）。打破全球資本主義的新型隔離政策，將公有物維持公有，即是齊澤克口中的共產主義。官僚社會主義（bureaucratic socialism）是解決問題的初步構想，如果說這叫保守，齊澤克起碼比不少學院左派「激進」；如果說這叫烏托邦，那麼正如齊澤克所言，真正的烏托邦是不作徹底改變而又相信世界將會安然無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