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問題一直困擾港人。未能上樓，又想搬離家的單身年青人，有一新選擇 —— 共居。不過，香港共居住宅仍在起步階段，居住環境質素參差，曾被批「真劏房，假共居」；質素較好的，卻往往租金高昂。而在遠方的斯德哥爾摩，也正用共居解決住屋問題，而且發展已趨成熟。
據「紐約時報」報道，斯德哥爾摩雖曾獲選為歐洲最宜居城市，但在當地租樓仍是一大挑戰。共居概念的興起，可能與瑞典有 52% 的住宅中都是獨居人士、在歐洲人口比例中最高有關。專家稱新的居住模式，將改變專業人士在瑞典及其他地區的生活方式。
房屋短缺
斯德哥爾摩目前的房屋短缺問題，可以追溯到 60 和 70 年代，居民外流，在此之後的幾十年，城市的建設一直停滯。當地市容評議會總監 Henrik Nerlund 說：「這是瑞典政治中極具爭議的話題，每次茶餘飯後都會出現。」根據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一項研究，缺乏可以使用的出租物業，令當地要付出高達 120 億美元地區生產總值的代價。據估計，自 1995 年以來，房屋市場已經窒礙多達 50,000 人遷入該市。
更大的問題，是有關 1942 年引入租金管制法，旨在確保任何不擁有物業的人，都可以租用由地方議會或州政府認可、私人公司所提供、設租金上限的經濟住屋。居民得到這些所謂的「第一手」合約，通常是終身合約。而因為租金低於市場價值，所以許多原有租戶，情願丟空單位或轉租，都不願意放棄租約。
該市遂在 1997 年推出輪候名單制度，斯德哥爾摩雖然歡迎各種背景的人加入名冊行列，但在這人口不到 100 萬的城市中，就有超過 65 萬個名字登記，即可能要等待 30 年才有屋住。該市新任市長 Anna Konig Jerlmyr 在最近一次訪問中說：「我們需要新的國家住屋改革，我們需要對話。」另一個解決方案是由瑞典銀行借貸買屋，完全依靠信貸去購買房產。但最近收緊規則，令許多斯德哥爾摩中產階層無法合乎資格，再次為租賃市場帶來壓力。
專業人士的共居時代
Konig Jerlmyr 指共居「是城市中很多問題的解決方法」。像 32 歲的 Morgane Oléron 與伴侶分開後，要搬離原有公寓。在同事建議下，Oléron 決定搬到前身為酒店的 K9 共居物業。它坐落於多間大使館與名店之間，現由 50 名專業人士共享。室友的年齡由 21 歲到 54 歲不等，包括醫生、律師、專業舞者及老師。
K9 設備齊全，有 5 間廚房、共用工作室，幾個客廳及閱讀室，一個冥想室，及一頭共養的狗。K9 原來的酒店建築結構也派上用場：近 12,000 平方呎的空間，30 間客房內設有浴室，其中一部分為共用，其他則為睡眠艙。公共區域是其靈魂所在，可作為室友之間的互動場所，又能讓他們保有私人空間。29 歲的管理顧問 Jhonathan Ceballos 在 K9 住了兩年半，他說：「溝通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大部分房屋業務都在聊天平台 Slack 上進行，室友討論的主題五花八門，有的是向住戶提出要求，有的則是詢問室友喜好。
租金由 6 人房床位約 650 美元（約 5,100 港元），到最貴的房間約 1,600 美元（約 12,600 港元），比官方控制的租金為高。這筆費用包括大約 215 美元的服務費（約 1,700 港元），用於清潔服務及室友共用的基本用品。
老年共居
雖然共居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與陌生人同住，始終是一大學問。另一間共享房屋公司 Colive 的負責人 Jonas Haggqvist 說：「在陌生的事物之上，我們會保持虛心。」共居仍有些基本問題存在，租戶在搬入之前要簽署覆蓋範圍廣泛的協議，並要做網上兼容測試，以找到合適的室友，並交由外判公司來處理清潔工作。Haggqvist 解釋：「重要的是將可能成為摩擦源頭的事物外判出去。」Colive 正與主要的房地產開發商討論 3 個項目，每個項目可容納 300 人，每個房間有 6 到 10 個室友。
至於早在 1993 年已出現的共居房屋 Fardknappen，其特色在於住客多是長者。這 57 人共用一間房子，年齡由 54 到 94 歲都有。在報名入住公寓時，租客就得同意分擔廚房和清理工作。房子為人們提供充足的空間，包括完整的廚房，亦有公共區域如大飯廳及設備齊全的圖書館。晚餐則是一項公共活動，讓居民可以彼此關注。來自挪威的退休城市管理員、現年 69 歲的 Mette Kjorstad 說：「如果有人連續 3 天報名參與晚飯，但沒有出現，我們可能就會為他送飯上門，但在公共空間吃飯會更有趣。相信我們至少能多活 5 年，因為我們過得十分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