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的鐵路交通普及，不但開啟休閒旅遊的新潮流，旅人為求在車廂打發無聊時間，更養成帶著書本去旅行的習慣，刺激書籍銷量。鐵路旅程的全新感官經驗，同樣為無數作家帶來新衝擊，從此改變文學創作的方向。英國小說家兼文學教授 Tim Parks 最近撰文，為我們細數近代交通革命，與閱讀和寫作的關係。
如今大家乘坐長途巴士、飛機或火車，可能都習慣以電子熒幕排遣苦悶，但未有先進媒體技術以前，長時間困在機艙或車廂可以相當熬人。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小說「群魔（Demons）」中的角色投訴：「8 小時的火車旅程是一場可怕的厄運。」除了聊天和欣賞窗外風景，最佳的消遣始終是閱讀，好讓你自顧自地出神，逃離車廂的局促環境。
但並非所有小說會把乘客抽離，作家同樣有為車廂投注豐富的文學想像，放大與陌生乘客共處的焦灼不安，令火車成為意外事故的舞台。西歐直通伊斯坦堡的東方快車，先後啟發葛林（Graham Greene）的懸疑小說「伊斯坦堡列車（Stamboul Train）」，及阿嘉莎姬絲蒂（Agatha Christie）經典名著「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左拉（Émile Zola）小說「人面獸心（La Bête humaine）」結局中，主角亦從飛馳中的火車跳坡自盡。
自公共交通出現開始，作家便無法獨善其身，吳爾芙（Virginia Woolf）提過自己孩提時代最早的記憶，是巴士上看到穿著裙子的母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65 年差點因火車出軌意外斃命，驅使他寫成短篇小說「訊號員（The Signal-Man）」，成為迄今公認史上其中一個最佳的鬼故事。
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Leo Tolstoy），分別在作品「白癡（The Idiot）」及「克魯茲奏鳴曲（The Kreutzer Sonata）」中，安排長途火車為故事揭開序幕。但托爾斯泰萬萬沒有料到，自己人生最終幕同樣與鐵路相關 —— 82 歲時為逃避妻子而離家出走，最終死於火車站。
鐵路亦可以是奔向自由的隱喻。意大利小說家 Cesare Pavese 著作 The Moon and the Bonfires 中，從遠方駛近的火車穿過一片桃園，主角 Anguilla 便把轟隆轟隆的火車聲視作自由的預告，「有如品嚐著美酒」。
動搖價值認同的「地獄之路」
近代很多小說經典情節，都選擇在交通工具上展開，但 Tim Parks 還想強調，書籍與交通工具本身有更深層聯系 —— 兩者同樣是旅行的載具，分別引領讀者和乘客擺脫日常，感受異域風情，體驗意想不到的遭遇。只是書籍免卻了旅途上的風險，即使情節如何驚嚇、詭秘、沉悶、跌宕起伏，都不大可能為讀者帶來傷害。
見識過異地人文風土和不同社會階層，旅人難免更覺察自身，特別是自我身份認同，可讓人反思自身與他者關係。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在車廂內凝視著其他前赴聖彼得堡的陌生旅人，不禁喃喃自語：「究竟我是甚麼？我是我自己，還是別的甚麼女人？」
正是這種價值認同的動搖，驅使教宗額我略十六世（Gregory XVI）在 1840 年代禁止鐵路貫穿教皇國，他痛斥鐵路是「地獄之路（chemins d’enfer）」，生怕人民會藉以擺脫傳統約束、脫離神父仁慈的監控。或者額我略十六世亦洞悉到，閱讀同樣可誘惑人離經叛道，所以任內下令查禁部分書籍。
假如閱讀可比喻作一趟旅程，甚麼交通工具的體驗才最接近閱讀經驗？作為飛機乘客，受困 2 萬呎高空的窄狹座位上，過於「離地」又難言「貼地」的真切感受；輪船只會把你孤立在無邊汪洋；巴士使人身陷車水馬龍的路面交通，欠了抽身的可能。
Tim Parks 認為，火車始終是閱讀經驗最佳的比喻。只有火車足夠貼地，讓人飽覽窗外景色之餘，還能夠保持適度安全距離。正如讀者與書本的關係，再投入也不用為角色承擔任何責任。很多作家寫作時，同樣追求這種亦近亦遠的距離，把自己鎖在房內振筆疾書，與角色發展一段親密關係。吳爾芙在 1919 年的短篇故事中，便準確描述出這種微妙關係：
在一列特快列車上，我看到山丘和田野，看到一位帶著鐮刀的男人，在我們駛經的時候，隔著籬笆抬起頭來，一對戀人躺臥草地上，毫無避忌地盯著我。一些重擔由此放下、一些障礙由此掃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