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逾一個世紀，根據通俗歷史的蓋棺定論，當時歐洲領袖自以為可速戰速決，夏季開打的戰爭「可望聖誕前結束」，所以才不惜開戰。都柏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William Mulligan 最新研究推翻這說法，他引用詳實史料證明，政治精英是明知道大戰會曠日持久，更認定是一場滅頂之災，但還是一頭栽進去。究竟他們選擇戰爭是出於甚麼心態？對當今世界又有何啟示？
Mulligan 指出，1916 年就任英國首相的 David Lloyd George，早在大戰前明言開戰是「世界末日（Armageddon）」，這觀點與眾多歐洲政治精英如出一轍。他概括解釋，當時各國領導層決策時，充滿一廂情願的心態，奉行邊緣政策又互相推搪責任，還夾帶劫數難逃的宿命論，最後把戰爭包裝成合理選項。
一、以軍方為首的少數政治領袖，深信一場大戰可以洗滌物質主義社會，以及世界主義的價值。戰爭愈慘烈，愈可能令國家重生，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態。他們相信，戰爭能夠頌揚自我犧牲的精神，凝聚社會。但歷史證明，戰爭帶來物資短缺，導致沙俄帝國、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的社會分崩離析。
二、部分政治領袖以為災難當前，可以迫使對手政治妥協。時任德國首相 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 顧問 Kurt Riezler，稱呼這套策略為 Risikopolitik，意謂「風險政策」。他認定對手不敢冒險開戰，因此在任何危機上都定必退讓。但事實證明，當雙方同樣認為問題關乎國家核心利益，又預料大家在戰爭中會遭逢同等厄運，戰爭便難再避免。在 1914 年 7 月開戰危機中，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便揚言：「假如我們流血至死，至少英國要損失印度。」
三、普遍政治領袖相信，無論選擇戰爭還是讓步，結果同樣是災難。假如在危機中讓步的話，他們憂慮國家會喪失地位和盟友，最終會犧牲國家安全。以奧匈帝國的領袖為例，他們相信退讓會助長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氣燄，加速匈牙利的分裂。雖然戰爭同樣是災難，但兩害取其輕，他們寧可選擇戰爭，深信策略得宜，或可以將戰爭禍害減至最低。到了動員時刻，大家都只顧佔進先機，加快動員速度，再未有想過讓步可能。
四、領袖否定自身有化解衝突的能力，把責任推卸給對手，結果助長宿命論，令戰爭變成唯一選項。正如英國首相 Lloyd George 形容，歐洲是集體「滑入」（slithered into）戰爭局面。假如領袖認定戰爭是無可避免，心理上便會更易接受戰爭的惡果。
1914 年 6 月 28 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歐洲旋即戰雲密佈。但 Mulligan 指出，當時在任的主要外交家，其實都具備有化解衝突的純熟外交手腕，他們在此前才解決過重大國際危機。諸如 1911 年摩洛哥危機，以及在 1912 至 13 年巴爾幹戰爭中，重新劃分地區政治版圖。
然而，各國領袖把薩拉熱窩事件後的連串事態，理解為茲事體大的生死存亡考驗，關乎國家地位、領土完整、同盟關係，結果集體自斷後路。早於當年 7 月初，他們已合理化戰爭的選項，令情勢急速發酵，一發不可收拾。
Mulligan 認為，這種政治思考及行為模式，依然在國際間流行，把戰爭災難視為談判籌碼，拒絕任何妥協讓步。假如要避免大戰，他認為必須放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思維，不把戰爭當成合理選項，這意味著領袖要學習適時妥協，國家要放棄短期利益，以換取長遠國際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