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宣佈 2019 年為「國際土著語言年」，宣揚保護使用土著語言之重要。世界上大約 7,000 種語言，當中約 4,000 種語言僅為世界人口的 2% 所使用，全球逾 4 成人口正使用 8 種常用語言。語言愈趨「大同」，據估計，到本世紀末，世界上一半的語言將會滅絕。
語言消亡，優勝劣敗，人們只是轉向更為「實用」的語言，許多人對於語言消失或許並不以為意。有些人則將之類比作物種滅絕，對之感到悲傷。除了訴諸情感，有些語言學家則關注語言本身的損失。丹麥語言學者 Jeroen Willemsen 和 Kristoffer Friis Bøegh 就認為，從功利角度，仍有保護語言的需要。
需知道，語言的奇妙之處在於，人類以口生成聲音序列（或使用手勢），藉此可傳情達意，解釋抽象理論，或向他人和機械發出指示。正如丹麥語言學家 Hans Arndt 所說的那樣，語言是日常的奇蹟，這個奇蹟是人類獨有。雖然像鯨魚、黑猩猩和蜜蜂這樣的動物，亦能表現出相當複雜的交流形式，但沒有蜜蜂能夠向另一隻蜜蜂發出信號，來說明牠們昨天發生的事和牠們的感受。只有人類能這樣做。
Willemsen 和 Bøegh 提出，如果語言學家要進一步探究語言這種獨特的人類現象，則需要盡可能學習更多的語言。如果只懂比較少語言，則難以好好理解甚麼是語言。
需要更多語言來發掘語言的奧秘
語言在不同國家和文化之間，一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一方面卻帶有相似或相關的特徵。舉例說，如果某一項語言的直接受詞（direct object）出現在動詞之後（例如「我吃魚」），這種語言很可能也有介詞（後、中、上、下等）放在名詞之前。但是如果在一種語言中，直接受詞出現在動詞之前，語言可能會有「後置介詞」（postposition）。它們具有和介詞相同的功能，但是放在名詞之後而不是之前。以上就是所謂的「詞序相關性」。
在直接受詞出現在動詞之前的語言（如拉丁語，土耳其語或 Reta 語）中，動詞往往是句子的最後部分。這些所謂「動詞最後」的語言不僅經常有後置詞，而且往往也有「格標記」（Case Marker）。格標記是一種語法系統，可在名詞上使用前綴和後綴等元素來說明其語法角色。例如，在拉丁語中，如果「星」是主語，則是「stella」（例如星星是明亮的）；如果它是受詞，則為「stellam」（例如我看到了星星）；而 stellae 則是屬格（例如英語中的「the light of a star」）。語言學家推測，「動詞最後」的語言是出於效率原因：因為句子的前兩個元素是名詞，因此能更快傳達關於句子中發生的事情。
同樣，有些語言是動詞為句子的第一個元素，如柏柏爾語（Berber）、瑪雅語（Mayan）和薩利希語（Salish）。在這些所謂的「動詞起首」的語言中，動詞往往有許多前綴和後綴，例如英語中的 un- 和 -ed。在這些語言中，後綴甚至可以表達關於誰在句子中做了甚麼的事情，比如誰是主體，誰是受體。他們這樣做是出於類似的原因：如果動詞是句子的第一個元素，若能包含更多信息，便能在句子早期傳達更多信息。
這些解譯看來相當基本，但 Willemsen 和 Bøegh 表示，當把這些特徵聯繫起來時，可構建出關於人類語言運作的理論。要做到這一點，語言學家便需要盡可能獲得更多的語言信息。
失去最後一位「發言者」，如同失去一座圖書館
隨著大數據發展，世界許多土著語言慢慢得以記錄。例如世界語言結構圖集（WALS）是其一具規模的語言特徵數據庫，從描述性材料中收集聲音、語法和單詞。它囊括約 2,680 種語言及 192 種語言特徵信息，使用家能一覽全球語言的概要。例如原來全球只有 8.7% 的語言，句子以動詞開頭，所以像前述的柏柏爾語和瑪雅語等便不太尋常。
收集跨語言數據，不僅僅服務語言學理論。語言學的另一個主要目標是了解人類歷史。了解祖先所說的語言及其發展，能從中獲得他們的文化、歷史和史前遷徙資訊。我們可以比較現存語言中的單詞形式，並按其發音方式和詞彙組成，來重構原始語言的字詞形式。從中可再認識更多關於人類的歷史，如確定這種原始語言的「原鄉」（urheimat），來了解人們從哪裡開始遷移並形成分支社區。
雖然語言學家目前正盡可能收集更多信息，但語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瀕危語言地圖集」列出了大約 3,000 種瀕臨滅絕的語言，其中有 576 種語言處境特別嚴峻。
諺語有云：「當一位老人去世時，就有一座圖書館被焚毀。」不同語言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每當語言的最後一位發言者消失時，我們亦失去豐富的知識。Willemsen 記錄和翻譯了大約 50,000 字的 Reta 語故事，其中包括某地方的起源、部落戰爭和遷徙的故事、傳統儀式和土著植物知識。如果沒有這樣記錄下來，這些故事便很可能隨 Reta 語者的逝去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