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前教授余英時出版回憶錄，講述他年輕時進入燕京大學，一度受左傾思想短暫洗腦影響。
時代的瘟疫席捲全球，由 19 世紀末的無政府主義開始，一直到 20 世紀初的共產主義。巴金的「家春秋」小說三部曲，反抗封建禮教，加上魯迅的「狂人日記」，將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一概定性為吃人的惡魔，有足夠的空間，輸入那時歐洲興起的政治虛無極端思想。
在那個時候，北京上海的青年學生如果不趕上這班時代的列車，就被視為落後、守舊、老餅。
如何叫做洗腦？好像小孩出麻疹，或一陣流行性感冒，導致類似邪靈附身的狀態。即使有天主教神父趕到驅邪，「受害人」也像變成了另一個人，用粗言穢語，向神父發出詛咒。
余英時憶述，在北京的時候，一個牧師剛由安徽回來，探訪他堂兄。牧師在講述目睹鄉間的教堂和信徒被共產黨幹部迫害之種種，年輕的余英時突然大為憤慨，覺得這是國民黨造謠，以嚴厲的語調，直斥這位長輩。但長大後想當年，他為當時的失態感到內疚。
幸好此一狀態為時甚短，余英時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國，火車到石龍，故障停車。就在那一刻，余英時反覆思考，及時回頭，回來香港，進入新亞書院跟隨錢穆之後，很快就回復正常。
到底這種激進左傾意識形態，為何能在短時期席捲民國時代知識分子的大腦？
余英時認為：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早有「天下為公」的訴求。而「天下為公」也是禮記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然後中國早年的知識分子就以為共產主義等同中國遙遠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飯吃、財富分配平均、公平公義，萬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這裡：你可以說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煉，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說太簡單的四個字，還有大量空間，缺乏細節，須要進一步的詮釋。
中國文化由中醫到烹飪，都只講「意會」。「意」，是一種主觀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義言傳。廚師炒菜油鹽糖放多少，有如莊子裡的庖丁解牛，用刀講心法，憑感覺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處。中醫把脈，片刻就認為病人有了「虛寒」，並無體溫數字，也沒有 MRI 之類的掃描報告佐證。
西醫認為：量體溫知寒熱，寒就是寒，無所謂虛寒。熱就是熱，無法定義何謂「虛火」。中國語文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mindset）。
中國許多工藝，都講意會。酒家從前招聘大廚，只讓廚師考一道揚州炒飯，另加豉椒牛肉，除了看刀剁砧板工夫，還看菜式「鑊氣」，以判斷技術高下。
「天下為公」是一個粗淺的大概念，實在缺乏內容。在西方學術角度，這四個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論，需要不斷的論證和詮釋。
但 20 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憑這句古訓的感覺，就認為馬克思列寧那套可以解決中國社會千百年貧富不均的問題，實在幼稚。
這一切，又以中國語文的象形結構決定。中國文字長於感性，理性的詞彙不足。感性先行，對於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話語權，成為教主，知識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甚麼叫「天下為公」？北歐的瑞典芬蘭挪威，用養老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等，加以重稅，早已實踐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內戰和暴亂。
這一切，當年的知識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歐，去一次英國和美國考察，包括余英時，回來中國，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彎路和歪路。
余英時是今日華人世界，僅存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最透徹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輕時也難免中招，何況庸人滿街的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