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伊朗革命曾經百家爭鳴，自由民主派領袖與左翼知識分子都是中堅，試圖建立世俗化民主政權，但為何他們的革命理想未竟？推翻獨裁的巴列維王朝，竟然換來伊斯蘭教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專政。究竟當中有甚麼教訓，值得外界借鑒？
激進伊斯蘭神權政治
1977 年開始的反政府運動，以傳統自由派政治領袖、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主導，局限在首都德黑蘭。但沙王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在 1978 年 1 月作出恨錯難返的決定，使情勢急轉直下 —— 他默許半官方報章刊登文章，抹黑流亡國外的伊斯蘭教士霍梅尼，指控他是前英國間諜、沒有伊朗血統、鍾情葡萄美酒。
此舉無端觸怒成千上萬的伊斯蘭教徒及宗教領袖，在伊斯蘭神學研究重鎮庫姆（Qom），大批宗教學生忿然衝上街頭，遭遇警方開槍鎮壓，導致 70 多人死亡。隨之舉行的悼念儀式再有犧牲，不斷有教徒殉難，使騷亂席捲大小城鎮，全國罷工罷市。巴列維的連串失誤，為抗爭注入狂熱的宗教情緒，令隔岸觀火的伊斯蘭教士加入反政府浪潮，間接把霍梅尼捧上道德高地，成為反政府的精神領袖。但詆毀霍梅尼何以引發眾怒？霍梅尼又是何許人？
在伊斯蘭什葉派的知識領域中，通曉神學與律法的宗教學者通稱為烏里瑪（Ulama），再按他們的學術造詣和道德品格分成等級，其中地位最崇高的絕少數稱為「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霍梅尼正是擁有「大阿亞圖拉」名銜的什葉派教士。在流亡海外之前，霍梅尼在庫姆已經是廣受敬重的老師。他在 1963 年抗議沙王腐敗和忽視貧苦大眾，結果被政府逮捕，但由於其身份地位崇高，政府惟有把他流放到伊拉克，宗教學生亦因此對政權抹黑霍梅尼非常敏感。
在流亡期間，霍梅尼繼續大肆抨擊巴列維政權，演講錄音帶以走私形式在伊朗傳播，其激進神權政治思想更在此時成形，結集成書「伊斯蘭政府：法學家的攝政（Islamic Government: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傳統上，烏里瑪作為伊斯蘭宗教學者，只會充當人民的宗教導師，不准執政。但霍梅尼提出激進神學主張，宣稱烏里瑪既然理解伊斯蘭教法，便有責任在末日審判來臨前執法，擔當政治上的最終權威，此理論為今日伊朗的「伊斯蘭政權」奠下根基。
然而，當革命時刻來臨，深謀遠慮的霍梅尼再未有表明心迹，反而對未來表現出開放態度；另一邊廂，以中產為基礎的自由派明白到，霍梅尼具有難以企及的宗教動員力，期望雙方合作推翻沙王。1978 年 11 月，自由派的民族陣線領袖桑家比（Karim Sanjabi）親赴巴黎與霍梅尼會面，二人簽署簡短聲明，宣佈現存君主制沒有任何憲法及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強調革命後籌組的新政府，將同時遵守民主原則及伊斯蘭戒律，具體政治制度以民主公投方式表決。雖然不少自由派不信任霍梅尼，聲言「桑家比不代表我」，但世俗知識分子與伊斯蘭教士的聯盟於焉而生。
當時自由派和激進左翼都以為，革命後霍梅尼會退居幕後，按傳統繼續擔當人民的精神領袖，伊朗會邁向世俗化民主。就連美國卡特政府都以為，霍梅尼欠缺政治經驗難成氣候，新政府是可合作的對象。但他們為自己的誤判付出沉重代價。在鎮壓和讓步之間進退失據的沙王巴列維，於 1979 年 1 月 16 日帶同王室成員流亡國外，上百萬人湧上街頭慶祝沙王倒台。同年 2 月 1 日，霍梅尼乘坐飛機以救世主姿態返國，被瘋狂的民眾簇擁著。
伊朗式雅各賓專政
據後來的引述，霍梅尼甫抵達伊朗已經宣示：「我任命政府。」他屬意自由派領袖巴扎甘（Mehdi Bazargan）為臨時總理，巴扎甘欣然接受方案，籌組以自由派為主的內閣，桑家比成為閣員之一。巴扎甘深信，整整一代人追求的政治理想終於實現，現在是時候重建國家秩序。可惜他錯了，革命沒有結束。革命才剛剛開始。
當時霍梅尼已年屆 76 歲，自知年事已高，決不讓自己再次丟失機會。他未有利用權威穩定局勢，反而成立伊斯蘭革命衛隊（Sepah-e Pasdaran）對付沙王軍隊和政敵，行事雷厲風行，與猶豫不決的沙王截然相反。抑壓已久的革命群眾則成立「革命委員會（Komiteh）」，類似法國大革命雅各賓專政時期的公共安全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 public）。組織成立之初便奪取軍隊的軍火庫，成為濫用私刑的武裝集團，與烏里瑪主持的「革命法庭」聯手清算前朝官員與「反革命分子」。
同年夏天，巴扎甘依據 1906 年憲法為藍本起草民主憲法，結果遭到烏里瑪組成的專家議會徹底改寫，至此其文人政府權力已徹底被架空。新憲法體現霍梅尼的「法學家攝政」理念，日常事務交由世俗政府管理，但背後權力卻掌握在宗教領袖手中。憲法中創設「最高領袖（Supreme Leader）」之位，作為最終宗教及政治權威，由霍梅尼自行擔任。
霍梅尼以憲法鞏固自身權力，但行事絕不受憲法掣肘。他巧妙駕馭群情為己所用，號召民眾掃蕩西方及非伊斯蘭教文化事物，強制女性戴頭巾，手腕與毛澤東極其相似。同年 11 月，美國批准沙王赴美治癌，憤怒的伊斯蘭學生聞訊後攻佔美國大使館，爆發震驚國際的脅持外交人員事件。巴扎甘斡旋失敗，忿然宣佈內閣總辭。霍梅尼則利用事件，保持群眾的革命熱情。但伊朗的國際形象自此一落千丈，與美國交惡至今。
沙王下台才不足 1 年，自由派已不成氣候，只怕被革命暴力反噬而步步為營，多名領袖陸續流亡。桑家比 3 年後流亡巴黎，至此自由派已是強弩之末。當時霍梅尼面對的真正威脅，是來自自由派所排擠的左翼革命武裝「伊朗人民聖戰組織（Mojahedin-e Khalq）」。但霍梅尼先發制人，雙方爆發血腥衝突後，人民聖戰組織上千人被處決及監禁，無力回天。其他左翼無一倖免，奉行共產主義教條的人民黨（Tudeh Party）昧於形勢，起初還以為這是「小資產階級革命」，領導層最終全遭清算。最後，再沒有世俗化革命力量，足以動搖霍梅尼的地位。
革命暴力持續差不多 4 年，社會才逐步恢復秩序，但伊拉克薩達姆（Saddam Hussein）在美國支持下，於 1980 年進犯伊朗，引發長達 8 年的兩伊戰爭。偏偏眾多前沙王時期的中上層軍官，都已被革命政權清算。正如史太林在蘇聯發動大整肅後，軍方缺少有經驗軍官抵住納粹入侵，初時伊朗亦只能以人海戰術對付伊拉克入侵。1982 年，前總理巴扎甘對前景意興闌珊，他向國會發表公開信，如此評價革命政權：
這個政府製造恐怖、恐慌、仇恨與國家撕裂的氣氛…… 除了帶來死亡與破壞、充塞每座城市的監房與墓園、造成大排長龍、物資短缺、百物騰貴、失業、貧困、無家可歸、喋喋不休的口號、昏暗不明的未來，統治精英近 4 年間還有甚麼建樹可言？
縱然，這場伊朗革命有眾多可與法國及俄國革命類比的地方，但同時亦充滿西方學者摸不著頭腦的特徵。伊朗裔的牛津大學伊朗專家 Homa Katouzian 指出，西方革命通常有明顯階級特性，但伊朗幾乎整個社會投入推翻政權，部分最富庶的資本家甚至援助及組織行動，讓很多西方學者不解。但沙王下台而成就「伊斯蘭政權」的結果，卻顯然令很多伊朗人都追悔莫及。
對於走上街頭的普羅大眾而言，他們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包袱，只有「沙王下台」的共識，對革命後的新政府缺乏想像，還有待啟迪。但原來連自由派或左翼領袖，當時同樣欠缺落實理念的具體計劃。前巴扎甘政府閣員亞茲迪（Ebrahim Yazdi）在革命 30 年後受訪，他坦言「整個革命世代的眼界，都沒有超越推翻沙王的短期目標」。當沙王倒台，世俗反對派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之際，機會就此讓渡予韜光養晦多年、為執政籌備良久的霍梅尼。
參考書目
- Keddie, Nikki R, Modern Iran: Roots and Results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ilani, Mohsen M, 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 麥克．安斯沃西著，苑默文、劉宜青譯：「伊朗：從瑣羅亞斯德到今天的歷史」新北市：廣場出版，2018
- 威廉．波爾克著，林佑柔譯：「伊朗：被消滅的帝國，被出賣的主權，被低估的革命，被詛咒的石油，以及今日的 —— 伊朗」新北市：光・現出版，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