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文明並非遭人謀殺。相反，它們都是自取滅亡。
（Great civilisations are not murdered. Instead, they take their own lives.）
歷史學家 Arnold Toynbee 在其鉅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以此作結。劍橋大學存在風險研究中心的 Luke Kemp 認為，此話對了一半 —— 文明的消亡除了自找居多，背後還有不少「助力」。以羅馬帝國為例，當時雖有過度開銷、氣候變化、環境惡化及領導失敗等弊病，可是兩度遭受外敵攻打，也是其傾覆成因。
不過 Kemp 相信鑑古知今，研讀歷史文明的「死因」，可掌握現代文明的「隱疾」，避免重蹈覆轍。而當他進行研究，試圖找出促成文明崩塌的力量時，看到一些模式或趨勢，在當下已經隱約可見。換言之，人類或已走在文明衰亡的路上。雖然至今未有單一理論，能夠解釋傾亡的原因，一些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及其他學者提出了以下見解：
氣候變化
當氣候穩定性有變，或會導致農作物失收、飢餓及荒漠化。美索不達米亞首個帝國阿卡德帝國（Akkadian）、馬雅文明和羅馬帝國等，多個古文明的消亡都與氣候變化有關，而且多為旱災。
環境惡化
當社會超越了環境的承受力，可能觸發文明滅亡。這個生態崩潰理論曾是多本暢銷書的主題，它指過度砍伐森林、水資源污染、土地退化以及喪失生物多樣性，都是促成衰亡之因。
不均與寡頭
財富及政治的不平等、領袖們的寡頭政治及中央集權，均可成為主導社會解體的力量。針對多個舊社會的統計分析，隨著人口增加，勞動力供過於求，工人變得廉價，社會因而頭重腳輕。這種不平等破壞集體團結，政治動盪隨之而來。
複雜性
歷史學家 Joseph Tainter 提出，當社會從解決問題的群體，變得愈漸複雜以應付新問題，最終會因過於複雜及官僚主義而被壓垮。能源投資及回報的失衡亦是問題所在，政治科學家 Thomas Homer-Dixon 相信，羅馬帝國的環境惡化，導致能源的兩大來源小麥和苜蓿失收，造成帝國覆亡。
一個文明的滅亡，也有可能是戰爭、天災、飢荒及瘟疫等外來衝擊促成，更有可能純粹隨機，但是 Kemp 強調，上述因素均可成為當中的「推手」。而他觀察過去數十年「氣候變化」、「不均」、「環境影響」及「複雜性」這 4 方面的變化，發現文明崩壞的可能性似乎逐漸提高。
Kemp 指氣溫、國內生產總值及生態足跡，作為氣候變化、複雜性和環境退化的指標，每一項都有飆升的趨勢。全球最富裕 1% 人口佔全球收入的比例，則從 1980 年的 16% 上升至現時的 20%，至於佔全球財富的比例，更從 80 年代的 25% 至 30%，增至 2016 年的 40% 左右。
另有多份研究指出，由於最易抵達及存量最多之地已被耗盡，開採化石燃料的投資及回報逐漸失衡。但像太陽能等大部分再生燃料，由於能量密度低，還需稀土金屬及複雜工序製作，不符合經濟原則。大量文獻討論到，當回報率跌至某個水平，或會出現「能源懸崖」，社會再無法維持目前的富裕程度。
縱然全球的「經濟多樣性」較過去為高，各國對單一出口的依賴程度降低，人類還能持續創新提升技術，但 Kemp 警告人類不能自滿，以為總可逃過一劫。因為事到如今，氣候變化仍然持續，貧富懸殊繼續加劇，社會愈發複雜，而我們對環境的需求，亦正超出地球的承載能力。
更加令人憂慮的是，現代不比古時。過去當有文明沒落，影響局限於地區，而且僅屬一時。人們多用刀劍和弓箭等簡陋的武器爭鬥，偶爾才會動槍，即使回復農耕狩獵的生活也相對容易。但如今若然社會崩裂，國家以及一些組織可用生物製劑甚至核武，氣候變化亦可能使我們無法輕易回復農耕的能力。
在 Kemp 的眼中，文明好比一條糟糕的梯。「當你攀爬時，每踏一級，那級就會消失。從幾級高的地方跌下還好，但當你攀得愈高，跌得愈重。最終，當你到了一定的高度，任何墮落都足以致命。」他指出，我們的經濟能力及彈性雖已提高，但技術能力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文明無法應對。
尤其隨著核武擴散，人類或已到達文明的「終極速度（terminal velocity）」。一旦核戰爆發，人類或會滅絕，又或是永遠回到石器時代。不過 Kemp 深信，我們的文明並非窮途末路，人類能從歷史學習，而減少碳排放、打破不均、實現經濟多樣化，更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們若盲目前進，只會步向滅亡。我們若不願意聆聽過去，只會注定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