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頻頻爆出醜聞，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為應對全球輿論壓力，解決一連串棘手的道德爭議，終於在本月 21 日於梵蒂岡首度召開一連 4 日針對兒童性侵事件的教廷會議。會議上，方濟各承諾將一改過去的教會慣例，敦促 114 名主教制定具體措施，對神職人員所犯罪行採取果斷行動，甚至形容教會如今將積極與「撒旦的工具（tools of Satan）」作出「全面戰爭（all-out war）」。
誠如馬耳他大主教 Charles Scicluna 對外宣稱，是次教廷會議最重要的一大步，是教會將會走出以往的「沉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於今後變成「公開文化（culture of disclosure）」，這或意味著梵蒂岡正要擺脫閉門管理的教會傳統，與現今的法治社會接軌。馬耳他大主教亦提到：「我們所檢討的那些不端行為，即是所有法治文明中的犯罪行為。」對梵蒂岡今日毫不含糊地使用「犯罪（crime）」這個字眼，外媒形容，至少在措辭上，這是天主教會過去至今最顯著的變化，而且令人震驚。
「上帝的神聖子民正觀看著我們，並期待我們不只是作出簡單而預期之內的譴責，而是採取具體有效的行動。」教宗方濟各開腔提出嚴懲罪行的聲明，以至往後的「具體」行動，都象徵了天主教會在立場上的改變。今次特別教廷會議中，梵蒂岡使用的強硬措辭包括「具體行動」和「犯罪」，這種公開懲處的態度，與天主教會的信仰基礎有著很大落差。如「大西洋」駐巴黎記者 Rachel Donadio 所指，歷史上天主教會一直強調「寬恕」，而不是「懲罰」。口徑作風改變的同時，梵蒂岡亦似拋棄了模糊而感性的「罪惡（sin）」，換成法律條文下制裁明確的「犯罪」。
罪的定義，延伸到天主教的教義，如今都隨著教會和國家之間的潛在交涉有了改變。據 Donadio 指出，自上任教宗本篤 16 世（Benedict XVI）以來，其實梵蒂岡早有懲處指引，在教會和主教收到神職人員涉及虐待兒童的指控時，應該通知警方並協助任何調查，但這並不是一項具約束力的教會守則。
實際上，即使是不停爆出性醜聞案件的民主國家，教會是否決定向警方舉報神職人員，並非視乎涉案者是否觸犯國家法例，而是先看教會如何解讀事件以及事件的起因。
教宗方濟各曾表示，被視為天主教會最高法院的羅馬教廷信理部（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CDF），其實已積壓了大約 2,000 宗案件有待處理。而在過去 10 年，羅馬教廷收到來自全球各地共 3,420 宗向 CDF 舉報的涉嫌性侵案件。據馬耳他大主教的說法，今後教廷律師將由 10 人增加到 17 人，期望能加速整治步伐，而教宗方濟各亦藉著這次特別會議，向 190 名與會主教提出 21 項「反思」清單。包括為主教建立一套新的應用指引，指導他們如何處理神職人員的濫權案件；討論懲罰與犯罪是否相稱；以及進一步討論對性侵犯未成年人的牧師和主教，是否應該予以開除。
Donadio 認為，來自世界各地，以及梵蒂岡內部的主教，都可能尚未意識到這場教會危機的嚴重程度，也相信是教宗召開特別教廷會議這個充滿政治考量的行為的用意。這次提高現有法律意識的會議，本質上並非一種革命性行為，但梵蒂岡本身看待法律的做法相當混亂，而且從不努力對外澄清，「對於這個古老團體來說，這已經是一個進步」。
她認為，會議的確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但這其實等於一家大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對外召開性騷擾索償會議。「我的理解是，講法律只是為了保護教會自身，而不是受害者。當然，教會不是一家公司。」
教廷會議結束後，對於教宗公開的嚴懲罪行宣言，不少學者和團體都批評太過門面，而且推卸責任，措辭上的改變並未有實際行動證明。德國明斯特大學的教會法專家 Thomas Schueller 便形容，教宗的發言「錯失了一次機會」，「他只是提出乏味而顯而易見的陳述，卻迴避了從受害者的角度，強而有力地表達教會要承擔甚麼責任」。
同樣地，本身曾在童年受過牧師性侵犯的國際人權組織「終止神職人員虐待（Evangelical Church Alliance，ECA）」發言人卡馬哲（Matthias Katsch） 亦表示：「教宗的發言，意圖相當無恥，他只是讓自己站在（反虐待兒童）運動的前線，但並沒有面對罪惡和失敗，或帶來真正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