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北歐國家高稅收高福利，收入平等低差別的「福利主義模式」廣為稱羨，與近年來「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再度興起，尤其是為年輕人追捧的現象，不無相關。
瑞典經濟學家 Per Bylund 大力抨擊北歐式福利主義，他在「奧地利經濟學期刊」的專欄中，再度指出福利主義倒行逆施，北歐也不例外。
北歐社會的福利主義美名廣傳，但正如伊朗裔瑞典學者 Nima Sanandaji 的著作「北歐並不例外（Scandinavian Unexceptionalsim）」所稱，這些只是片面之詞。北歐國家一向是歐洲大陸最窮的地區，英國早於 18 世紀中葉爆發工業革命，北歐遲至 1870 年才開始，從此進入長達 100 年工業化和古典自由主義改革的黃金時期，經濟繁榮，生活水準不斷提升，其中有賴北歐傳統「高度信任，工作道德，社會高度協作」的文化，才創造出經濟繁榮。
從 1960 年代開始，北歐國家政府，尤其是瑞典政府，開始擴大福利主義政策。與此同時，1980 年代瑞典個人所得最高邊際稅率曾一度高達 90%，目前最高邊際入息稅率依然高近 60%。高税收高福利產生危機，不少中產階層為減少交稅不惜自動減少或者放棄工作。另外，從 1950 年到 2004 年，瑞典人口從 700 萬增加到 900 萬，瑞典統計局數字卻顯示，私營公司創造的工作職位淨增長為零。
瑞典國民在這種制度下長大，進入就業市場之後，有兩個明顯效應：公眾期望更為進步的社會政策；愈來愈難培養人格獨立，自我負責的下一代。Sanandaji 以大規模的社會失敗來形容之。
福利主義導致生活成本全面上升：譬如優質貨物，優質服務，價格節節上升，形成惡性循環：更多的福利，更多的規管。上了年紀的人，被視為社會的負資產，經濟的壓艙石，必須盡快拋棄才能令經濟起飛。政府主動接管照顧上一代和養育下一代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成年勞動力心無旁鶩，釋放出最大的生產力，好使政府可以收更多的稅。2017 年，瑞典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接近 62%，政府則通過更激進的立法，保護所有國民免於任何生活問題。福利主義的自由，是免於麻煩，免於責任，充分享有的自由。
政府分發各種福利的同時，也奪走了個體的責任心，醞釀了一種不成熟，不負責，依賴他人的個人主義。福利主義孕育一群心理上和道德上依賴的兒童，這種心態可以解釋許多抗拒現實的理論和思潮，譬如懷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於任何事情都不置可否。這些理論的絕妙之處，在於永遠也無法被證實，或者被否定。
這些思想理論體現了福利主義瘋狂的一面：認為總有辦法能夠拯救所有人，為全世界發放福利和權益。一方面，當政府將人生的各種目標，無論是考大學、就業以至置業都已安排妥當，人還能以甚麼為目標呢？另一方面，愈加膨脹的社會福利，如何持續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