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電視節目將日本的戰後「團地」建設，與香港的公屋制度相提並論。在廣義層面上，兩者的確是有相似之處，作為政府房屋政策，也存在可互相參照的地方。然而，無論在歷史背景、政策發展方向、乃至目的也是迥異。由於日本戰後住宅政策變遷，涉及複雜的政治取向、城市設計與社會環境變化，此文只概述到 1960 年代中期為止的情況。
首先，「團地」一詞嚴格上無特定指明由哪一方興建與營運，其意思乃「集合住宅項目」，只不過由於往往牽涉龐大的資金與長期都市規劃，政府或多或少都有參與。「團地」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翌年，內務省以民間捐款牽頭，成立法人組織「同潤會」，負責重建受地震破壞的東京，需要短時間內興建大量的木造住宅。巧妙的是，「同潤會」會長由當時內務大臣後藤新平兼任，組織成員多是建築師與政府要員。
「同潤會」的成員「剛好」囊括專業人士與政府決策人員，是因為明治政府早就計劃大刀闊斧，把帝都東京重建成現代都市，但礙於業權、既有的工業發展等原因難以全面實現。飛來如此橫禍實屬不幸，但此災的確剛好提供一個重新規劃的機會予政府。可見從一開始，現代日本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已經擁有「災難重建」與「都市規劃」兩面性格，這又與戰後「新市鎮（New Town）」發展有莫大的關係。
時間跳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不少城市都於大空襲中變成一片爛地，包括東京在內。戰後日本政府首當其衝要處理的問題之一便是「居住」—— 必須趕及冬季來臨前興建大量緊急住屋，否則在糧食不足與缺乏房屋的情況下過冬，將有大量平民死亡。「大量」即是多少？大概是 420 萬戶。前述的「同潤會」在戰時改組為「住宅營團」但根據駐日盟軍總司令的命令，所有戰時組織必須解散。於是「住宅營團」同樣被解散，興建緊急住屋的責任就落在「戰災復興院」身上。
1945 年 9 月，政府成立「罹災都市應急簡易住宅建設要綱」，透過佔用既有建築物、大量興建規格統一的公營住宅、民間團體分擔建造住宅，為嚴重短缺的住屋提供應急解決方法，可以說是「團地」的前身。但需要注意的是，「公營住宅」並非泛指所有公共房屋，而是特指日本政府房屋政策中的一個類別。
1950 年，「住宅金融公庫法」成立，政府成立法人提供住宅貸款。1951 年，「公營住宅法」成立，「國庫補助住宅」成為恆久性政策。1955 年，「日本住宅公團法」成立，實際上就是戰後被解散的「住宅營團」浴火重生。「公營住宅」下放給自治體（地方行政基層單位），純粹依靠公共開支營運；「公庫住宅」則代表著戰後日本政府房屋政策的最終目標：家庭置業。日本住宅公團與公社興建的集合住宅則處於兩者之間，目標為高速經濟成長年代出現的中產家庭，而這才是我們今天認知中的「團地」。
於是，日本政府的戰後住宅政策主要分成 3 個層次：公庫住宅為中高收入人士提供住宅貸款，成為公司內部房屋福利以及民間金融機構外的貸款渠道；公團與公社住宅（即「團地」）的目標對象是中等收入層，提供租賃或置業購買兩種面向，同時也「分讓」公寓單位（即「分權共有」）予中低收入人士；最後是地方自治體為低收入層提供的「公營住宅」。
正如開首所講，「團地」的建立有兩面性格：「災難重建」與「都市規劃」。一方面，其目的是在戰後重建的歷史背景下，解決住屋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它扣連著戰後都市規劃，企圖將「居住」從「經濟活動空間」分割。當然，這也是借鑑了美國戰後「郊外住宅」、「衛星都市」等設計概念。「團地」在 5、60 年代扮演了摩登生活的想象，屬於新時代的生活方式，所以非常受歡迎，超額認購至必須以抽籤的形式發售或分租。
「團地」象徵了戰後的集體生活方式，將國民生活歸納成「職場」與「家庭」的空間活動，這點也在「nLDK」與「食寢分離」的室內設計中體現。另外，「團地」置業不一定借公庫之手，另一途徑是公司的房屋福利政策，透過預支薪金的方式付房貸。然而，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