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梅原猛在 1 月 12 日過身，享年 93 歲。要定義梅原是甚麼學術範疇的學者實在有點困難，維基百科也只標示他是哲學家，因為他的確是修讀哲學出身的。不過令他揚名的兩部著作「隠された十字架 法隆寺論」與「水底の歌 柿本人麿論」，卻是屬於歷史與考古學。梅原聲稱奈良法隆寺的興建目的是為了鎮壓聖德太子的怨靈，於是他的學說被稱為「怨靈史觀」、「梅原日本學」。他描繪的日本史與主流學術界相異，所以爭議性頗大。
要數他一生的貢獻，除了著書立論外，不能不提的就是創立位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於 1987 年成立，梅原是主要創設者之一，亦出任初代所長。他在開幕時曾經說過：「現在，宣稱只有日本人才理解日本文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就是他理想中的研究院。
研究中心創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78 年，京都市正提出一個叫「世界文化自由都市宣言」的概念，市政府企圖把京都定位為世界各地的人都能自由交流的地方。當時正擔任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校長的梅原在「京都市世界文化自由都市推進懇談會」中，向座上的前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桑原武夫提出「新研究所」的想法。這個「新研究所」的目的是從國際視野下，解答日本研究的問題。例如：到底日本是甚麼？日本文化又是甚麼？對世界而言，所謂日本的存在有甚麼意義？又有著怎樣的角色？兩年後，「新研究所」被劃入政府的藍圖中討論，目標是創立不下於東京的研究據點。
但創立的過程與其說困難，不如說接近不可能，就連創設成員裡也幾乎只有梅原一人堅信計劃能夠成功。時任文部省學術國際局官員的草原克豪憶述：「有關的學會、研究會、組織、大學都幾乎不予贊成。我想即使態度消極，也都贊成一下不就好了。但事實上，不單沒有贊成，甚至許多人堅決反對。」原因主要有二，資金與程序問題。80 年代日本經濟增長放緩，大型研究項目，尤其人文史哲系的研究機關都令政府卻步，申請建設國立研究所很不容易。另外是傳統的默認程序中，通常是以學會為主體，經學會、日本學術會議、文部省一層層的商議，最後才會進入創設的程序。但梅原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沒有任何附屬學會，加上當時文部省正處於商討程序的案件還有三十多件，怎算也輪不到半路殺出來的梅原。
有些時候，解決辦法可以很簡單，就是天時地利人和。1984 年 9 月，政府內閣向梅原傳達了一條訊息：時任總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希望與京都派學者敘餐。中曾根首相當然不知道研究所的事，純粹關心日本學術動向而已。但梅原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連同幾位同道的學者赴約，席間不經意提出訴求。豈料中曾根首相爽快地一口答應。
「好呀，就做吧。你們要幾多預算。」
「3 千萬日元。」
「3 千萬太少了吧，給個 5 千萬好了。」
於是事情就拍板了。
解決了政府的程序，不代表一帆風順。由首相插手成立國立的研究機關，主題還是日本研究，令人懷疑背後有否國粹主義的味道。1987 年 4 月，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就以 A New Japanese Nationalism 為封面故事，批評「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此外，日本學術界也表達了同樣的憂慮。1986 年 7 月，朝日新聞就有關議題開辦了論壇，參加者隨了梅原外，還有代表反方的鶴見俊輔、大江志乃夫等學者。會中，梅原宣揚了研究所的革命性理念，「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不屬於任何既有的學會，政府機關也不會干預，為的就是創造自由的研究空間。除了研究活動外，更重要的是研究活動的協作，提供平台讓外國研究機關中的日本研究學者交流。結果論壇氣氛良好，一眾學者達成共識，晚上還一起去了新橋的居酒屋吃飯。
沒有其他學會的頭銜、純粹孤身一人的梅原，終於成功創設了「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當時準備事務室成員之一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助理教授園田英弘說：「除了梅原猛，沒有人可以在如此的逆風中擔任創設的負責人。」直到晚年，梅原一直醉心學術，從「草木國土皆可成佛」的概念中，希望寫出東方的人類中心的哲學。他謂：「不知道要用五年還是十年，但我覺得能夠創造那樣的哲學學說前不能死。」終於在 2013 年出版了「人類哲學序說」。雖然只是個序，但總算在仙遊前留下了概念的開頭。想來他應該也知道自己不可能獨力完成所有學問，剩下的就交給研究所的學者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