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嬰兒潮一代步入暮年、平均預期壽命增長，使得人口老化成為全球趨勢。面對新挑戰，調整退休政策亦無可厚非。但要令退休保障政策得以延續，只削減福利開支是否可行？公共衛生學者 Michael K. Gusmano 和 Kieke G. H. Okma，去年 10 月於學術期刊 Hastings Center Report 共同撰文，認為並不能藉增加長者及家庭的財務負擔，或大幅削減公共福利，以維持養老金制度的可負擔性。
在題為「人口老化與福利國家的可持續性」的文章，開首便提到自 20 世紀初，所有工業化國家均經歷重大的人口結構變化 —— 兒童、產婦死亡率持續下降，平均預期壽命保持上升。這些變化無可避免帶來人口老化的現象。但對於一些人認為，人口老化拖垮整個退休金制度，使現存的社會福利制度變得不可持續，他們認為這些指控並不準確。
政策需要調整，以切合養老金未來支出的增長。如果沒有任何變化，未來數年許多國家的公共養老金體系將面臨資金嚴重短缺。2 人提到過去 30 年來，多國亦就此作調整，包括擴大社會保險的稅基、逐步增加法定或實際退休年齡、增加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延長工時及年限，以及平衡福利措施。他們認為調整未見對制度造成很大破壞。
然而，在福利國家，有人基於「人口老化無法持延續現有社會福利」的論點，提出醫療保健私營化、社會保障項目按市場而改革等意見，Gusmano 與 Okma 認為並不可取。理想的退休政策更變，應是按現況，對目前措施作出相應的「邊際調整（marginal adjustments）」。
2 人以最初的退休保障制度為例。1883 年，德意志帝國首相卑斯麥推出退休保障制度，把從事工業的工人退休年齡訂為 65 歲，此後可領取補助。當時工人們平均只可再活 3 年。及至 1960 至 90 年代期間，許多國家國民的實際退休年齡低於 65 歲，但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大幅增加。但在過去 10 年，各國的勞動參與程度開始大幅增加，60 至 64 歲的工作人數增加。文章分析，勞動力參與率增加的原因，在於僱主靈活安排工作模式，如提供兼職，使人可以逐步退休。
若要作政策調整，Gusmano 及 Okma 同意可以作出鼓勵繼續工作的激勵措施，如提供兼職工作及靈活的工作安排，令勞動力有序地退出。另外，基於老年人健康狀況的改善，政府可減少或消除提早退休的經濟措施。但他們亦提醒，政府不應該反過來利用這點，成為剝削需要社會保障人士的藉口。因為延長工作年期，並非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理想的選擇。對部分健康狀況不佳，或教育程度低、缺乏工作技能的弱勢群體來說，只會徒添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圍繞探討的，是「福利國家」的退休政策可延續性，未必完全適用於香港。因為香港政府並非唯一社會福利的提供者，退休保障的責任同時由私人市場、社福機構、家庭及個人分擔。假如政府本身承擔的社會福利責任，已不能與福利國家比擬之下，仍減少福利支出，似乎更應注意成本會否不合理地轉嫁予家庭、個人。政府近日公佈，要求 60 至 64 歲人士持續尋找工作，方能申領津貼。修訂的措施是恰當的的激勵，抑或剝削需要社會保障的人，或需問問被「一刀切」的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