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7 日星期一早上，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市中心 Hobujaama 電車站掛起一套「極大膽」的雙語廣告，左邊的廣告用藍色標示：「這邊只有愛沙尼亞人」，右邊的廣告用紅色標示：「這邊只有俄羅斯人。」直到週二早上，有爭議的廣告已經被新政黨「愛沙尼亞 200」的另一幅廣告取代。
星期一早上出現在電車站的廣告，沒有表明誰是背後的策劃人。廣告除了劃分為愛沙尼亞和俄羅斯兩邊的雙語文字之外，還列出電話號碼以便查詢。當致電所列愛沙尼亞那邊的號碼時，接線的是預先以愛沙尼亞語錄製的語音：「我們愛沙尼亞人必須站在一起，確保你在正確的陣營。」當致電俄語方面的號碼時，同樣得到預先錄製的語音，以俄語強調「俄羅斯人必須站在一起」。
新換上的廣告以雙語寫著：「愛沙尼亞人和俄羅斯人上同一所學校」 及「愛沙尼亞人和俄羅斯人參與同一政黨」。
貌似鼓吹種族隔離的廣告，實際是去年 11 月才成立的新政黨「愛沙尼亞 200」的宣傳廣告。「在愛沙尼亞人民面前舉起一面社會之鏡，揭示我們社會的痛處。」黨主席 Kristina Kallas 解釋：「對廣告的反應正正顯示，這是一個痛處。」廣告劍指的是現時愛沙尼亞的種族「隔離」現象。
「事實存在」的「隔離」
在二戰之前，愛沙尼亞種族相當單一，約 9 成 4 人屬於愛沙尼亞裔。大規模移民發生於 1944 年未，在蘇聯佔領愛沙尼亞之後。戰後第一次普查顯示，在愛沙尼亞的少數族裔激增至 25%，在 1989 年為最高峰，達 39%。愛沙尼亞獨立之後，不少人移居回到俄羅斯，少數族裔有所下降。
在蘇聯時期，從其他蘇聯地區湧到愛沙尼亞的新移民，大多定居在大城鎮和工業地區，帶來迫切的房屋需求。這些新移民經中央編制，被安置在新建的屋邨，意味著住在新建屋邨的居民多數為新移民，並擁有較佳的居住條件。愛沙尼亞人則較多維持住在前蘇聯建下的住宅和單家庭房屋。獨立之後，愛沙尼亞的中產階層逐漸移進塔林市中心和郊外的新房屋，而俄語少數族裔則停留在相對殘舊的公寓。在居住地域上，這也可理解為某種意義的種族「隔離」。
在就業方面，愛沙尼亞人和俄語居民亦有顯著差異。在蘇聯時期，新移民多數被帶到愛沙尼亞加入製造業和建築行業，至蘇聯結束之前，愛沙尼亞人主要投入農業及在鄉郊地區居住。當時俄語居民比愛沙尼亞裔一般有較高社會地位及居住環境。獨立以後，風水輪流轉。愛沙尼亞政府的法定語言只為愛沙尼亞語，不精通愛語的俄語居民在參與公共職位便處於劣勢。至 1989 年，愛沙尼亞裔人口對比非愛裔人口，愛裔人口的「管理」和「專業」工作類型的比例，一直高於非愛裔人口。
在教育方面，出於歷史原因，愛沙尼亞的中小學教育容許以愛沙尼亞語或俄語作教學語言，學生亦可以只修讀愛沙尼亞語作為第二語言。自 2005 年以來，約 2 成基礎教育的學生仍在俄語學校上課。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評分揭示，愛語和俄語學校學生的學習成果有所差異，例如愛語學生在數學方面的評分顯著比俄語學生要高。政府報告分析指出，俄語學童較多來自移民家庭，而他們家中的書籍較少，或可解釋部分差異。此外，父親的教育程度亦會影響孩子的學業成果，特別是在愛沙尼亞學校，父親對高等教育的正面影響很大。
另一名「愛沙尼亞 200」黨員 Igor Taro 週二早上亦公開解釋，廣告是針對愛沙尼亞的教育體制，呼籲要有所變革，目標是建立共同的社交網絡、獲得良好教育和有平等的就業機會。
「這絕對是很成功的噱頭。」
愛沙尼亞今年 3 月將舉行大選，除了一般掛上選舉旗旙，「愛沙尼亞 200」是次「奇招」引起頗大迴響。據「愛沙尼亞 200」主席 Kristina Kallas 透露，廣告只耗資約 3,000 歐元（約 27,000 港元），所引起的討論可謂「物超所值」。
屬愛沙尼亞社會民主黨的現任內政部長 Katri Raik，評論該政治廣告時承認：「這絕對是很成功的噱頭。」「在這方面，應該恭喜『愛沙尼亞 200 』。」然而 Raik 批評廣告是過猶不及：「但我們不會有激烈的選舉，不需要在愛沙尼亞每週一次或每月一次的驚嚇。」她亦指，廣告讓她憶起納綷德國的歷史。
Kristina Kallas 週二在新聞發佈會上重申，該黨希望利用具爭議的廣告，引起人們對愛沙尼亞社會「隔離」的關注，她並不認為該廣告活動不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