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國際政治風雲變色，杜林普反傳統外交動搖國際秩序，沙特記者 Jamal Khashoggi 遭殺害觸發連鎖外交風波，右翼政治抬頭叫輿論聞風色變，但原來動盪背後有著風平浪靜的一面 —— 自 1950 年以後，2018 年將成為第二個無政變年，全球最後一位被政變推翻的領袖，要數 2017 年 11 月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究竟是甚麼因素促使各國政權穩定，情勢會否持續到 2019 年？
拉丁美與亞洲政局回穩
自人類社會產生政治權力開始，政變奪權風險便縈繞不散 —— 公元前 49 年古羅馬統帥凱撒對元老院發動政變，5 年後反遭元老院政變報復，遇刺身亡；1799 年法國大革命餘波未了，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步向獨裁；1992 年查韋斯策動反腐敗政變流產，最終反成英雄，6 年後當選總統。
中央佛羅里達大學政治科學研究員 Clayton Besaw 指出，根據政變預測計劃 CoupCast 的數據，整個 20 世紀下半葉，全球每年有 99% 機率起碼發生一次政變。自 1950 年以來，全球政變總數達 463 次，其中 233 次成功推翻執政政府；部分奪權不成，或引發內戰，導致經濟停滯不前，但亦有專制政權從此走進歷史。
然而，自踏入 2000 年開始，全球政變風險級別便逐漸下降，2007 年為歷來首個無政變年，2018 年政變風險創下 88% 新低點，有望繼 2007 年以後，榮登第二個無政變年分。
政變減少是政治局勢穩定的反映，在個別地區尤其明顯。拉丁美洲曾經政變頻繁，1950 年後共發生 142 次政變，但當中只有 5 次發生在 2000 年以後，最近一次是 2009 年洪都拉斯總統塞拉亞（Manuel Zelaya）因軍方政變下台。
在 20 世紀，阿根廷、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智利等國家，民主政府都曾經先後被軍方推翻。譬如 1973 年智利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被美國支持的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變推翻，國家進入 17 年軍事獨裁。個別憑藉政變上台的領袖，最終亦因政變倒台，譬如曾策動政變的阿根廷總統貝隆（Juan Perón），於 1955 年被軍方拉下台，其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繼任後，於 1976 年同樣無法倖免。
至於亞洲，數政變最頻繁的國度，泰國和巴基斯坦必定包括在內。在政治舞台上，當地軍方經常在幕後擔當導演，為國家真正掌權的力量。1950 年後，亞洲共爆發 62 次政變，但只有 6 次在過去 18 年間發生，同樣顯示政變有緩減跡象。
2019 年政變機率再創新低
我們應如何理解拉丁美及亞洲的政治趨勢？研究認為，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等國度，領袖在政變上台後為加強統治合法地位，促進經濟穩定發展，都先後協助國家民主過渡，流產政變同樣促使專制政府改革自保，變相緩和局勢。亞洲地區亦經歷類似轉化，1990 年代後擺脫美蘇冷戰陰影，加上經濟繁榮，使區內政治愈趨穩定。
然而，非洲政局未如拉丁美及亞洲回穩，自 2000 年開始，非洲共有 35 次政變，平均每年 2 次。雖然頻率有所減少，但非洲人經歷政變的機會，依然較其他地區高出 10%。研究認為，非洲政變的風險主要源於兩大因素：經濟不景、頻繁政變的惡性循環。
雖然在過去幾十年間，非洲普遍地區取得實質經濟改善，尤其是尼日利亞、加納、埃塞俄比亞，但發展不均問題依舊嚴重，總體貧窮情況未有顯著緩和，資源分配不均更容易觸發示威，最近在烏干達和馬拉維（Malawi）的局勢，便是政變來臨的先兆。
自 2007 年開始，非洲有 12 國發生政變，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和畿內亞比紹（Guinea Bissau）等半數國家，更加是 11 年間飽歷數次政變。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地經濟都大受打擊，變相增加另一次政變的風險；政權欠缺合法性，又促使各派系伺機奪權，形成政變不斷的惡性循環。
對於來年政局的走向，CoupCast 預測，非洲發生政變機率會稍微下調至 55.5%，加上拉丁美及亞洲政局繼續回穩，2019 年全球發生最少一次政變的機率，將會再創歷史新低，但仍有約莫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