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國際間衝突此起彼落，世界徘徊在戰爭邊緣，與此同時，科學家接連不斷發表報告，警告不可逆轉的氣候災難將至，可挽救的時日無多。斯洛文尼亞左翼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便主張，國家利益和地球生態已是不可兼顧，假如我們還想繼續生存於地球，便必須放棄以國家為先的觀念 —— 氣候災難當前，我們是非叛國不可。
齊澤克在文章中指出，全球食物供應系統正瀕臨崩潰，我們的食物生產方式，把地球逼向氣候災難。130 個國家科學及醫學人員數據同時提出，全球多達數十億人處於營養不良或過重狀態。假如要遵循環保飲食法則，我們必須激進地改變現行制度。
問題當然不限於全球食物供應鏈，大量環境報告已經警告，假如我們未來 12 年內，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5%，無數沿海城市便無可挽救，將來會被海水淹沒，食物供應同樣銳減。要真正解決這場危機，齊澤克認為，我們必須有激進的社會變革，改變我們的生活面貌，但究竟改變要如何實現？
除了淘汰密集碳排放燃料以外，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提議稱為「太陽光輻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SRM）」，即是持續在大氣釋放氣溶膠物質（Aerosols），既反射又吸收陽光，從而冷卻地球表面溫度。然而，這項技術帶有巨大風險，氣候問題評論員 Kate Aronoff 在 In These Times 發表文章警告，SRM 可能導致農產量大減、不可逆轉地改變水循環等問題，還存在不少擾亂生態系統的未知數。風險如此大，為何仍受一眾企業歡迎？可能因為，這個方法避免任何痛苦的社會變革，有如不用開刀施手術般，直截了當以科技解決問題。
無論解決辦法為何，齊澤克認為人類已經到達命運抉擇關頭：如果我們袖手旁觀便注定要衰亡，而且無論採取任何挽救措施，背後都牽涉人命風險。究竟誰會作出最後決定？又有誰具備這個資格做決定？
人類的自由是建基於地球
即使人類如今在理論和實踐上標榜普世性，在全球暖化的挑戰前，我們的生存其實無異於地球其他物種，生存條件還是取決於特定自然因素，但卻被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全球暖化教會我們，只有地球的自然條件持續穩定，人類才可能享受自由，不論是溫度、空氣成分、充足食水和能量供應等；亦只有不嚴重擾亂地球的生態平衡，人類方可以「為所欲為」，否則都是自掘墳墓。
如今全球暖化限制我們的自由，其實是人類自由與力量幾何級增長的矛盾結果：我們強大到足以破壞地球物種賴以為生的條件。職是之故，齊澤克提出「自然」已經是社會歷史範疇一部分 —— 自然不再是人類活動恆久不變的佈景板，而可以被人類活動改頭換面。
未來數十年要如何發展經濟，不只影響我們自身的未來，還決定地球所有物種的未來，如今的地球已經有數百個物種被滅絕，而兩極冰川亦正在融化。然而，想回到當初，也不是直接停止生產與消費可以解決，矛盾在於，地球不少物種已適應人類的經濟活動，簡單地急速煞停生產消費，同樣可釀成生態災難。
面對人類工業化徹底改造地球環境，地質學界埋首商議是否需要劃分新地質年代，把我們當前身處的地質年代，稱為「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同樣意味著，人類不可能再依賴地球自我修復，地球環境有其承受限度，可被我們無意中破壞或改造，使其從此不再宜居。
救地球，國家利益放最後
人類目前正身陷困境之中，因為沒有任何簡單「民主」辦法可以解決當前難題。由人民集體商議解決辦法，而非政府或利人企業，聽起來似乎理想，但它牽涉到另一個重要問題：即使人民意願沒有被企業利益扭曲，他們又有甚麼資格，就這個需要精密計算的難題敲定方案？
齊澤克沒有給予答案，但他認為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改變我們的價值觀，正視我們的星球面對威脅時，沉溺於地緣戰爭是何等荒謬。他認為，當人類急需就自身與周遭環境建立新關係、展開激進政治經濟變革之時，民族國家的競爭邏輯相當危險，因為它與這些需要背道而馳。
齊澤克指出，現在所有文化都教導自身成員，在國家權力的幌子之下，公民之間要保持和睦，但對於非我族類的文化及國家，戰爭的危機始終陰魂不散，所謂和平彷彿只是暫時停戰。整個國家道德觀都宣揚英雄主義，叫人為民族國家利益犧牲，這意味著國家之間的野蠻關係，其實正構成國家內部的道德生活基礎。德國哲學家 Peter Sloterdijk 因此形容，這是必須「被馴化的野生動物文化」。當我們明白了，人類無異於寄居一艘稱為「地球」的太空船上，便了解到當前迫切需要，是重新教化我們的文明，令人類社會的團結與合作得以發生。
齊澤克因此主張，為挽救全人類於氣候災難，我們必須拒絕參與持續的戰爭，我們非要叛國不可。有別於杜林普以「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為綱領，齊澤克主張國家利益應當放最後，並提出我們的口號應當為：美國最後（America last）、中國最後（China last）、俄羅斯最後（Russia l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