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遊囈：三十年為一世

最近讀錢鍾書《宋詩選注》。第一個感覺是，竟然有那麼多農事詩。題材之所以勞歌憫農村居田家為主，春思秋聲野望郊遊為輔，選目被批「迎合風氣」，當然與出版年份 1958 年「學術界的大氣壓力」有關。「由於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88 年港版序錢鍾書歎詩集過時，不免淪為當時學術風氣「半間不架」的文獻。

三十年為一世。如果說 1958 年政治主宰文學，前後一世則見證了泛政治化的興起與衰落。

1928 年，創造社等左翼文人從日本引入「普羅列塔利亞文學（Proletarian literature）」，提倡以階級觀點書寫「與無產階級解放有關的一切」，掀起一場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即革命文學。一連串論爭席捲中國文壇，參與者眾，右翼作家如梁實秋少不免挨批，左翼如魯迅亦難逃革命派非議：「思想停滯」、「阿 Q 時代是早已死去了」（錢杏邨）、「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郭沫若）。有說 1928 年為普羅文學興起之始，若說當時文壇還算眾聲喧嘩，時至下世，革命派已告全面勝利。

按文學史脈絡而言，中國傳統詩論到清末民初經已式微，同光體詩人陳衍就被王德威視為「傳統詩話的最後總結者」。陳衍以「三元說」（開元、元和、元祐）解讀唐宋以來文學流變，認為宋代「學人之詩」接續於唐朝「詩人之詩」乃歷史必然發展，主張兩者合一，既「吟詠情性」亦「明志見道」，背後本於一種「『求真』的本體論式的憧憬」。照錢鍾書所述，歷代文人對宋詩毀譽不一，南宋金國鄙其「衰於前古…… 遂鄙薄而不道」，明人李攀龍所編歷朝詩集甚至直接跳過宋詩；及至晚清，同光體推崇之下，「宋代詩人身價十倍」，江西派黃庭堅詩集一本就賣過十両。而無論褒貶何如，各家始終注重文學精神，並不脫「傳統文論的寄託」。

到錢鍾書，《談藝錄》承襲傳統詩話形式，內裡卻已「奪胎換骨」，挪用現代西方文學定義，以形式主義評估中國詩論，唐宋之爭由文學精神之爭一變為文學形式之爭，「真實懷抱、真實道理、真實本領」（陳衍語）不再重要，無病仍能呻吟才是好詩人。由三元說到《談藝錄》，「真實寄托已經產生了位移」。然而革命大纛底下，形式主義要讓路，同一個錢鍾書縱「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不免也要引用延安文藝座談會語錄，點評一下文學如何回應階級矛盾。當過去成為舊世界，傳統文學觀不改頭換面就隨之入土。

1988 年 6 月起，陳思和、王曉明於《上海文論》發表近 40 篇專論，探討「文學的形式、主題、大師、經典，乃至於迂迴於文學背後、支撐文學發展的種種歷史因素」。王曉明所言「文學不是『遵命文學』」，「要否定政治決定論，書寫不應該受制於意識形態，同時要拒絕『起承轉合』的機械進化論」等一系列「石破天驚」的倡議，呼應了 80 年代政治自由化的風氣，爾後至今，「重寫文學史」的計劃不絕於途。據張泉統計，自 1951 年至 2007 年間，中國大陸出版的文學斷代史論最少有 119 本。

又過一世，文學傳統／傳統文學的面貌重估得如何？我不知道，文學世界之大千駁雜，或者亦無人可以斷言。單憑近年出版刊物而言，傳統文學評論似乎泛起一陣復古風。僅舉兩例，一是方法論的返祖，二是舊學人的招魂。

「知人論世，以意逆志」

李劼新作《心聲與情物》專論唐宋詩詞，顧名思義，詩乃心聲，與個人生平遭遇密不可分；詞乃情物，與政治無涉。按其分析，政治詩不值一顧，抒情詩才是精華：杜甫的「賢臣夢」「幾近瘋癲」，只落得茅屋為秋風所破之狼狽失態，「煌煌言志之詩」如〈麗人行〉、〈兵車行〉，不過是傻儒生的「光榮傳統」，「可敬而不可愛」，李劼最欣賞的是即景詩〈春夜喜雨〉、〈春望〉、〈登高〉，喜其字斟句酌；李白則是一心發俠客夢，寫詩僅是愛好，「好看好玩」處不在述志詩如〈俠客行〉、〈行路難〉，而在「任性」、「擺脫俠客與詩人糾葛」之作，尤以吟詠大自然與抒情為上乘（〈望天門山〉、〈月下獨酌〉）。

「杜甫與李白…… 一個要成為驚世駭俗的俠客，一個要成為萬古流芳的賢臣；而寫詩，其實只是他們的業餘愛好而已，假如連這都弄不明白，那麼他們兩個的詩真是白讀了。」李劼詩話襲用詩言志的傳統，卻不按成見發論，甚至反其道而批評之。從杜甫樂府讀出「孟軻式民本立場」、「女禍的傳統之見」，由李白述志詩看出「一廂情願式的無厘頭」，以詩證史，以史論詩，做法可上溯於孟子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然則方法論復古，結論可以很聳人。當讀到杜甫絕聯乃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無法想像還有更為出色的詩句能出其右」），不禁令人佇立茫然。

「唐人重感，宋人重觀」

近年不少民初文論重刊，顧隨《蘇辛詞說》是其一。身為 20 世紀前半葉的國學大師，顧隨自然秉承傳統詩話體系，然而發論毫不一般，亦遠非保守：辛棄疾「鋒芒四射」，蘇東坡「圭角盡去」；「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而辛詞「只作到個當行即得，不自在也罷」；辛渾融圓潤，偶有拙筆但無俗筆，蘇縱有豪氣雅量，然浮淺俗筆繁多，〈定風波〉、〈念奴嬌．大江東去〉更是大俗，詞才遠不及辛棄疾。顧隨不似李劼語出驚人，對今日主流文學觀仍然衝擊有餘。

顧隨於宋詩亦有著述。顧隨反對「宋詩說理，唐詩不說理，故宋不及唐」的說法，認為知（理智）、覺（感覺）、情（情感）「相濟而不相害」，詩情與哲理通。兩代分別在於「唐人重感，宋人重觀」，前者屬情，後者屬理：「蛛絲閃夕霽，隨處有詩情」（陳與義）是觀察，屬理智，「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飛」（杜甫）則「似觀而真是感」；「宋人詩有輪廓…… 唐人詩則繫變化於鬼神」；宋詩理智發達，獨擅修辭，工於詩學，結果是多偽詩而少真詩。陳衍以為詩史向前，唐代詩人之詩將情與景寫絕了，後人自然發展出「長於意理、講求詩法」的學人之詩；錢鍾書則認為既有唐詩榜樣，宋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顧隨則說「宋人對詩用功最深，而詩之衰亦自宋始…… 凡一種學問成為一種學問時，已即其衰落時。」三人之中，然而一位以歷史進步論合理化變革，一位看出其時代創造性，不過成就僅在「小結裹」而非「大判斷」，另一位則以共時美學體系觀照詩論，相信唐宋之迭變實為不幸。

以上無法囊括近年詩詞研究的眾多有趣論述 —— 例如饒宗頤的文學觀、徐瑋追述晚清詞如何因時局變革而突破「文小質輕徑狹意隱」格局的《世變、抒情與晚清詞之書寫》—— 僅舉李劼顧隨為例，純為指出傳統詩話或許並未隨陳衍而總結，新人獻猷舊人還陽，究竟是斷代失憶還是隔世招魂，似乎尚有重新闡發的餘地或回應的必要，現代文論對舊學的影響尚有待釐清的空間。譬如若說顧隨重「當行」多於「自在」可以是個人取向，亦可以是進步思想的體現——畢竟顧隨會援引列寧論文學——「蘇之自在，辛之當行」一語引自嘉慶文人周濟，則見傳統詩話可以從來「進步」，不待西學東漸。復古風起，從傳統詩話汲取活水以重寫文學史，可能就是今世的文學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