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大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逝世。貝氏為意大利當代電影殿堂級代表，而在西方電影史上，意大利自成一個系列：由戰後的實體主義，以「單車竊賊（Bicycle Thieves）」為代表，到喜劇和人情味小品如「意大利式離婚（Divorce Italian Style）」和「星光伴我心（Cinema Paradiso）」。
意大利人對情感和人性深處的荒膠了解之透徹，表達之精良，又與法國風格不同，有如品嚐不同的紅酒，看歐洲電影，不只要用眼睛和大腦，還要用一顆心；看意大利電影，更要加上味蕾。
貝托魯奇是馬克思主義者。但與中國的那個品種不同，他能將馬克思主義的精粹與文藝結合。
他關懷貧窮階層，反對帝制和資本主義。其電影不斷質疑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對人性的壓迫。
他的第二部電影「革命前夕（Before the Revolution）」講一個憤世嫉俗的文青，信奉共產主義，背叛資產階級，在猶豫動搖之際卻沒有參加革命，而最終像看破紅塵一樣回歸資產階級的富貴主流。
還有另一部重要作品「1900」，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衝突，也是馬克思講的階級鬥爭。但貝氏的意大利文化愛好自由的基因，卻決定他不會用電影走向偏激宣傳之途。
因此，他鏡頭中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角度取態，也與遠東某大共產黨政權宣傳的意識形態大異。他用希臘悲劇的人道眼睛看待溥儀，又用色彩的觸覺重新組合定義了北京紫禁城和清代的服裝、瓷器的色彩系列。
「末代皇帝」是貝托魯奇的溥儀，不是中國人的溥儀，也不是拍過同一題材的台灣中華民國導演李翰祥的溥儀。
「末代皇帝」推出之時，在全球華人引起一陣喧嘩。中國人從來未曾看過一堆中國歷史材料，在這位歐洲色彩大師手上，會變成一席意大利和東方的 Fusion 盛宴。
不僅如此，「末代皇帝」拍出了一股寂寞和寧靜，也令中國人覺得奇怪。因為他們意識裡的革命是排山倒海的喧噪，永無止境的暴力，然後是思想改造之下「黨和國家」的領導與無產階級人民的監督。
然而在貝托魯奇的筆觸之下，一切都改組成歐洲人文的一種哲學加美學的心境（A combined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mood）。因此中國人和華人對「末代皇帝」看得一知半解。李翰祥尤其不服，認為洋人在糟蹋清宮電影，但李大導拍出來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純粹以中國小農人口能領悟的敘事方式。不能說不好看，只能說這是武俠小說如「兒女英雄傳」與 Umberto Eco 的「玫瑰的名字」的分別。同樣是小說，同樣講故事，意大利人的方式，總之不同。
「末代皇帝」是貝托魯奇的電影走向全球化的代表，拍於 80 年代，猶見先鋒。但因為後來全球化催生了荷里活式的 3D，貝托魯奇的電影也日漸邊緣化而落幕，本錢愈拍愈少。
到了今日，歐洲電影全線沒落，只靠法國一家在苦撐。即使有投資者，也不會再拍出「1900」和「末代皇帝」那類的作品。
這種所謂全球化，泯滅了真正的電影文化多元。貝托魯奇也像電影史上一個末代皇帝，在斑爛的色彩和遙遠的地平線上消失了他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