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日本電影，大多改編自小說或漫畫，而眾所周知，沒多少人能把原著故事拍好，李相日卻是少數的例外，甚至可謂最成功的導演之一。
2004 年，他憑改編村上龍的同名小說「69 sixty nine」，在主流市場嶄露頭角，兩年後再以改編自真實事件的「草裙娃娃呼啦啦（フラガール）」，橫掃國內各大電影獎項，並取得 14 億日元票房。其後他翻拍美國西部片「豪情蓋天（Unforgiven）」，而兩部改編自吉田修一同名小說的電影「惡人」及「怒」，票房收入更超過 15 億日元，並為他贏得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多項殊榮。
李相日作為改編電影的能手，上週受到香港亞洲電影節及亞洲電影大獎學院邀請，來港與導演陳果對談交流心得，並在留港期間接受 *Cup 專訪。他謙稱這次是向陳果討教，因為對方的「香港製造」叫他一看難忘。「當時我在讀電影學院，那電影給我很大衝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觀影體驗。」但說到在電影節重映自己的首部長片 「那片蔚藍的海岸線（Border Line）」，他卻一臉靦腆。
「可真令人尷尬。相比現在的新導演，我覺得自己拍得挺差。」李相日稍為回想一下，才作解釋：「我在 25 歲拍這部片，那時與其說是把作品拍好，其實只是逞強地把 25 年來所思所想拍出來。」他以穿衣來比喻入行 15 年的心境變化：「最初像是穿了一件很大的衣服，但隨著成長，衣服慢慢變得合身。而每次拍電影，總會想找更大的衣服來穿，拍出超乎自己想像的東西。」
往後李相日鮮少拍攝原創作品， 多以原作為基礎自編自導，也是因為這份勇於挑戰的心。「當你想做一些難度更高的事，只靠自己難免會力有不逮。但假如有些小說，正好擁有同樣的想法，借助它們便可辦到。」而他不諱言，拍原創故事亦有其難處。「要令自己的想法成形，需要很多時間和心力，如果困在這件事上，可能 7、8 年也沒新作面世。若在蘊釀期間遇到好作品，就會去改編拍攝。」
問題是，何謂好作品？李相日笑言：「通常一本小說看上 10 頁，便知是否一個好故事。」在這麼短的篇幅，他主要留意人物的刻劃方式。「人物性格最為重要。除了看角色能否超越我自己的想像，還在意角色會否令人想要尋找共鳴。」而在訪問當中，他多次提到吉田修一及其兩部小說，直言「與吉田先生的相識，對我意義重大」，甚至笑說「有了他，我就不太執著要拍原創故事」。
在李相日的形容下，吉田修一好比他的代言人。「『惡人』是我首次改編他的作品，我亦第一次感受到，有人把我心裡那些模糊的概念，清晰地表達出來。」他以二人合寫劇本的過程為例：「我們邊改邊給對方看，讓我有種偷窺到他腦內的感覺，甚至想過『這本小說是我自己寫的嗎』。」他認為，這份共鳴是改編成功的關鍵。「若只是小說銷量很好、故事很受歡迎，怕是很難拍成電影。」
要把一部長篇小說，拍成只有兩小時的電影，在製作上絕不容易。李相日認為，吉田修一的原著讓他擁有同樣的想法，反而可以坦然拍攝。「以『怒』為例，難處其實在於一些無法說清楚的東西，例如為何會發生沒有動機的殺人案，為何人這麼容易就會去懷疑別人。這些疑問都是無法立即解答，卻又確實存在於人心深處。如何利用映像把它表現出來，令觀眾能夠看見和感受，這些都是難處。」
那麼換句話說，故事就交給小說家去寫，自己作為導演，專注拍好電影便行？李相日聽了這道問題，忍不住笑了起來。「如果那小說家是吉田先生的話，我確是這樣想。」但他隨後補充：「其他的…… 恐怕就有點困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