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沒有人會否認，全球正經歷重大社會及政治動盪，自由民主體制受威權主義和極端主義挑戰，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備受動搖的社會規範，使我們活在焦慮當中。101 年前離世的法國社會學泰斗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為社會學的開山祖師之一，原來早於一個世紀前預見今天的亂象，並且為現代世界的病症開出藥方。
加拿大皇后大學博士研究生 Galen Watts 撰文解釋，今時今日，每當我們談到社會問題的本質是「結構性（structural）」，背後其實都承傳自涂爾幹的社會學觀念，他主張社會不純粹由個體集結而成，當中還存在社會和文化結構，模塑每個個人的行為與想法。在著作「社會學方法的規則（The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中，他形容這些外在於個人、卻能夠約束個人的社會現象為「社會事實（Social fact）」。
涂爾幹在名著「自殺論（Suicide）」中，示範了如何以社會和文化結構進行分析。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自殺率並非隨機，而是社會內部凝聚力的反映，他比較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國家，發現新教國家的自殺比率較高，並通過分析推論指出，這與新教提倡個人主義有關，天主教相對卻較為推崇集體主義，因此自殺率較低。
縱然這個結論必定惹來異議，但這套理論創新之處，卻在於打破以往的假定，以為自殺是純粹個人心理問題。有了涂爾幹的貢獻，當今社會討論自殺或精神健康問題，不再單純依賴個人心理學，還會分析社會文化等宏觀環境因素。
邁向現代社會的動盪不安
涂爾幹出生於 1858 年的法國，擁有猶太人背景，其父親是猶太教拉比。他成長於社會劇變的年代，工業革命徹底衝擊原來的社會秩序，啟蒙運動發展至此，令諸多傳統人性及宗教觀念受到質疑，特別是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教條。
目睹社會由前現代邁進現代，涂爾幹預視到個人解放和生產力提升的可能，但他亦預言，人與人的社會連繫會愈來愈遭削弱，人容易變得無根漂泊。涂爾幹是啟蒙運動的繼承者，當然是支持個人掙脫宗教束縛，但他同時擔心傳統價值的崩解，或導致個人會喪失道德和價值指引，於是陷入「失範（anomie）」狀態，他相信這是現代世界的核心病症。
基於以上判斷，涂爾幹的整個學術生涯，都苦於在現代性中尋找團結社會的基礎，嘗試調和個人自由解放的需求，與自由民主體制下重建社群聯繫的需要。
到了晚年，涂爾幹終於為這個問題找到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 —— 宗教，但他筆下的「宗教」有別於傳統定義。在經典論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當中，他為「宗教」提出以下定義：「宗教是圍繞神聖事物的信仰與實踐的統合體系，按此體系，信徒可以凝聚成一個單一道德社群。」
在這個意義下，神聖事物（Sacred）是形成宗教的關鍵，所謂神聖泛指一切被視為毋庸置疑、不證自明、具約束力、散發特殊光環的事物。在這個寬鬆定義之下，很多看似與宗教無關的事物和行為，同樣具備著宗教特質，是社會生活（Social life）的副產品。
神聖事物與社會凝聚力
依據涂爾幹的定義，我們可以在現代社會中發現形形色色的「宗教」。譬如我們會說：「歐洲球迷對球隊的追捧，有著宗教式的奉獻精神。」這裡所說的「宗教式」，其實就有點近乎涂爾幹的宗教概念，而球隊隊徽則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特質。
神聖事物之所以在社會生活中如此必要，皆因它讓人與人互相連繫，通過向某個神聖事物的集體奉獻，我們與他人建立深厚而有意義的聯繫。
當然，神聖事物只是社會生活中的客觀存在，帶來的結果未必是我們所樂見，恐怖組織和仇恨團體便同樣以神聖事物維繫；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總是需要特定的神聖概念團結民眾，無論是種族身份還是公民身份。
與此同時，很多推動社會進步的社會運動，同樣有神聖事物在其中，譬如民權組織和同性戀解放運動，便把人權和平等的自由理念神聖化，視之為毋庸置疑的終極價值，促使群眾為共同理想付出努力。
涂爾幹斷言，神聖事物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否則社會將缺乏凝聚力，不但會導致個人陷於「失範」和異化，還可能鼓勵人投身極端主義政治，因為對這些迷失的孤獨個人而言，極端主義可滿足他們尋覓歸宿的慾望。
由此推斷，我們可以把現代性的重大困局總結如下：我們應當如何建立一套共同的神聖觀念，令社會得以為共同利益團結，而不會淪為暴力的犧牲品？這是涂爾幹畢生思考的課題，亦似乎是當前世界迫切回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