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二次大戰的洗禮，無人不曉希特拉的大魔頭形象，我們多年來對納粹主義引以為戒，但這樣是否就足夠避免重蹈覆轍？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Timothy Snyder 在著作「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中警告，對納粹的戒心，未令我們加深對納粹的認識；而人類當下的生存環境，正為希特拉式思維重生提供更有利的條件，其原因竟然在於全球氣候變化釀成的生態恐慌。
從糧食危機到種族戰爭
要理解希特拉的思想如何形成，我們需要回到一次世界大戰，年輕希特拉還在當兵的年代。當時英國運用龐大海軍優勢，全面圍堵德國，以致德國在戰爭晚期至戰後糧食短缺，全國籠罩著疾病和死亡陰影，中產階級甚至為取得食物而破壞法律，尊嚴受創。
在這個背景下，希特拉開始在極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基礎上，思考如何確保德國人免於捱餓。他認定地球生態資源有限，種族如同大自然的物種般，應當為爭奪有限資源而互動殺戮，汰弱留強。最終，高等種族會把劣等種族餓死，地球將因而達到生態平衡。
大家或者會駁斥，人有惻隱之心，不應把人類視作禽獸般看待，但希特拉卻認定這是違反自然的觀念。他反指，所有跨種族的普世價值與善惡標準，統統都是猶太人企圖主宰世界的手段；猶太人是「超自然」的存在，教人類愛人如己，扭曲自然。譬如他會認為，身為猶太人的使徒聖保羅歪曲耶穌教誨，寫成新約「聖經」的主要篇章，宣揚人要憐憫弱者，因此創立的基督宗教都是猶太人的陰謀，只會抑止種族間的殺伐，擾亂了生態平衡，最後適者反而無法生存，甚至被活活餓死。一旦猶太人取得勝利，希特拉寫道：「那麼這皇冠便成為人類送葬的花圈了。」
在德國人糧食恐慌的背景下，希特拉形成一套生態學式的獨特世界觀。他眼中作為雅利安人種的德國人是最高等種族，理應掠奪最多資源，但猶太人從中作梗，使德國人蒙受最多損失。他因此矢言，德國人必須擊潰猶太人，並且重啟種族戰爭，令德國人順利宰制劣等種族，把土地資源據為己有，使地球恢復生態平衡。
納粹德國式「超英趕美」
思考免於捱餓的生存條件之餘，希特拉亦在著作「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思考，如何使德國與美國並駕齊驅，令德國人的生活趕上美國人水準。他思前想後得出結論認為，德國是「輸在起跑線上」，原因在於「美國人有一樣我們所缺乏的東西，那就是廣闊無垠的開放空間」。即使德國成功收復一戰前的領土，幅員仍然遠不及美國廣大，不足以生產充裕的糧食。
由此開始，希特拉將賴以生存的糧食供應問題，與富足生活的追求混為一談，濃縮在著作中的德文關鍵詞彙：「生存空間（Lebensraum）」。這個詞在生物學語境中，解作生命得以存活的棲身之所；在社會語境中，卻可解作家庭的舒適寫意。兩種截然不同含意，並存於同一個詞彙當中，使希特拉得以在演講不時偷換概念，將德國人的基本需要和奢侈需求相提並論。
為了讓德國人免於捱餓，為了享受美國人的富足生活，希特拉主張德國人要奪取的「生存空間」，不是因戰敗而喪失的海外殖民地，而是德國在一戰時曾經佔據的東歐土地，特別是肥沃的烏克蘭土地。「為了德國，唯一可能的健全耕地政策，就是在歐洲本土奪得土地。」
但這些明明都是住滿了人的土地，何來「開放」空間？希特拉於是援引他的極端種族主義見解，主張居住東歐的斯拉夫人都是「劣等」種族，土地資源應當被「高等」德國人掠奪，當地糧食應當轉移到受上帝賜福的德國人口中，他寫道：「斯拉夫人天性就是一群奴性深重的人，渴盼著他們的主人到來。」結果，希特拉將歐洲人海外殖民的種族主義邏輯，套用在其他歐洲人的頭上，將東歐視為遼闊的美國西部去開發，將斯拉夫人視為印第安人宰制。
籠罩末日陰影的 21 世紀
由此可知，希特拉整套謬誤處處的思想體系，其實都建基於糧食供應的思考上，不論是用以保障德國人基本生存需要，還是支撐德國人過富足的美國式生活。Snyder 分析認為，其實只要證明農業科技發展，足以在不佔有更多土地情況下，生產出更多食物，希特拉的整套見解便站不住腳，但希特拉偏偏對農業科技視若無睹，寧可把生態問題怪罪於猶太人，堅持唯有透過征服沃土才能保障食物來源。
歷史證明，在納粹德國戰敗後，稱為「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農業科技革命，包括使用化學肥料、殺蟲劑、擴大灌溉、改良品種等技術，足夠滿足歐洲與世界大多數地區的糧食需求，不僅支持生存所需，還予人安全感和物質豐沛的期待。綠色革命成功將戰後世界與希特拉的世界區隔開來，至少生活在發達地區的人口，從不擔心市場上的食物供應不足，20 世紀下半葉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同樣許諾即將來臨的豐饒。
不過，綠色革命可能正到達其極限，氣候變遷帶來的生態恐慌籠罩全人類，地球似乎朝著希特拉對生命和時空的描寫邁進。世界人均糧食生產在 1980 年代已經達到巔峰；進入 21 世紀，世界糧食儲量從未超過幾個月的供給；2008 年的酷熱天氣令農地大火，食物供應商停止出口，糧食價格暴漲，罕有地觸發全球各地糧食騷動（food riots）。本世紀的氣溫預估會上升 4 度，勢將改變大多數人類生活，我們的文化不再對未來提供樂觀圖景，電影、電玩、漫畫等流行文化產品傾向把未來呈現為後災難（Post-Catastrophic）時代，文化氣氛愈來愈近似希特拉時代的災變論（Catastrophism）。
儘管世界不可能就此將糧食耗盡，但富裕社會可能再度憂心未來的糧食供給，政治領袖可以把逼近的危機描繪得栩栩如生，誘發人們對未來食物短缺的恐慌。當民眾認為末日將至，等待科學解決問題似乎就變得了無意義，鬥爭成為自然而然的結果，政客便能夠合理化一切「必要」的激烈手段。正如希特拉將所有問題歸咎於猶太人，或者認定要犧牲斯拉夫人確保生態平衡。猶太人、穆斯林、同性戀者或者其他社群，未來同樣有可能成為代罪羔羊。
在過去 20 年間，我們從非洲大陸已經隱約看到，生態危機在地方上可以釀成甚麼衝突。盧旺達大屠殺正是對生態危機的政治回應，當地在 1980 年代末可耕土地枯竭，到 1993 年農作物產量下滑，政府卻認為問題根本在於人口過多，進而在 1994 年鼓勵國內的胡圖族（Hutu）殺害圖西族人（Tutsi）。結果所有人都舉發他們的鄰居，以乘機佔據土地，當沒有圖西族人可殺時，胡圖人連自己族人也不放過，最終在 4 月至 7 月間，至少 50 萬人遭到殺害。
我們唯一可幸的，尚未出現把全球生態危機怪罪於龐大社群的意識形態。要避免人類重蹈覆轍，要避免希特拉式的主張重生，Snyder 認為關鍵仍然是要以科學研究解決問題，以環保科技開發新能源，發展新型農耕技術。縱然科學研究不及政治烏托邦的許諾醉人，不及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般使人亢奮，但過去的歷史足以證明，科學研究仍是人類存續，避免大規模殺戮的關鍵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