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拉和納粹，在出版界一直是暢銷的關鍵字，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但每年仍有數以百計的新書出版，除歷史政治等學術作品外，還有各種以「希特拉的飛行員」、「希特拉的醫生」、「希特拉的司機」、「希特拉我的鄰居」、「希特拉我的領袖」為題的回憶錄。
為何希特拉「引人入勝」？這並非顯示大多數人心理變態，而是大屠殺的罪惡驚駭世人，德國人為何會從一個高度文明的民族直墮罪惡深淵，依然使人困惑。
「紐約客」雜誌專欄作者 Alex Ross 撰文列舉系列相關重要著作，闡述自 1945 年至今，有關希特拉的論述和批判，因應不同時期的政治氣候，歷經多重轉變。
冷戰時期由於西德處於對抗蘇聯的堡壘地位，有關論述都刻意避免觸及德國文化。1952 年英國歷史學家 Alan Bullock 出版第一本戰後的希特拉傳記「暴君論（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形容希特拉是江湖騙子，善於擺佈人心，無所不用其極的機會主義者。德國學者則通常迴避希特拉本人，而從制度入題，譬如原德籍猶太作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提出獨裁者利用的是現代社會個人的孤立感。
到 6、70 年代，冷戰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落幕，大屠殺的恐怖漸漸為人消化，許多學者採用了德國「特殊道路（Sonderweg）」的理論，此一理論指是德國立國時無法兼顧自由和統一，德皇威廉未能帶領國家走上「健康的」自由民主道路，是「現代化不足」孕育了納粹。德國學者 Hans Mommsen 提出，德國要追尋集體責任感，希特拉的冒出正是德國人因集體責任感缺失，而選擇逃避的結果。他認為納粹黨的形成是「遞增的極端化」（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希特拉只是一個無能為力的獨裁者，在政策制定上屢受挫折，又要和官僚系統搏鬥。
另一派反對特殊道路論的學者，認為納粹是對布爾什維克的反抗，而屠殺猶太人和歷史上其他種族屠殺並沒有分別。這一派聲音大多來自左派學者。英國 Geoff Eley 和 David Blackbourn 於 1984 年出版的「德國歷史的怪異之處（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質疑「暴君論」，他們認為這過於簡化了連貫發生的複雜歷史事件，如果「特殊道路論」成立，則其他國家也可以用同樣的藉口為過錯和罪行開脫。他們提出納粹德國統治期間實行過許多自由主義政策：包括房屋改革、公共醫療計劃、媒體的壯大，同時，奉行精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英國，不應被視為現代典範。
1998 至 2000 年英國歷史學家 Ian Kershaw 著成超過 1,000 頁的希特拉傳記，在希特拉介乎鐵腕和軟弱的兩種形象之間中間落墨。他舉例希特拉晝伏夜出，逃避公文，厭惡談話，在大獨裁者的寶座上，希特拉經常缺席，當全德國都誓言為元首效勞的時候，Kershaw 發現希特拉從來沒有發過明確指示，納粹上下官員都只是猜測希特拉的意圖，落實政策時經常走極端。
德國老牌週報 Die Zeit 的長期專欄作者 Volker Ullrich 則聚焦於希特拉的私生活。2016 年出版的「希特拉崛起：1889-1939（Hitler: Ascent 1889-1939）」稱，希特拉並非將德國領向毀滅的暴君或大巫師，而是一個政壇變色龍，精於經營自己的公眾形象。希特拉的私生活有如傳說般虛幻神秘，是一種刻意的手段，以迎合國民對領袖的想像。希特拉身兼多種角色：既可以是慕尼黑文化沙龍裡的知識分子，也可以是啤酒館裡揮舞手槍的暴徒，和歌手演員一起的時候還具有波西米亞藝術氣質。他記憶力驚人，因此給人一種全權掌控的印象；但他在女性面前又表現躊躇，缺乏通常所見的佔主導地位的強勢，因而作者猜度他的感情生活多是破碎的依戀，從來沒有圓滿過。
從青少年時代起，希特拉就是一個夢想家和獨行者。他很少參加團體活動，沉醉於書籍、音樂和藝術。他的志願是當畫家，但是缺乏描繪人像的技能。1908 年他搬到維也納，淪落社會邊緣，經常露宿，和流浪漢混在一起，1913 年到慕尼黑時過著藝術家的流浪生活，成天在博物館和歌劇院消磨，據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1939 年發表的散文「我的兄弟希特拉（Bruder Hitler）」的形容：他生性傲慢、自視極高，不屑於參加任何合理的體面的活動，認為自己注定要做無可估量的大事，而他人生目標的「大事」無法輕易說出口，否則徒成笑柄。
儘管希特拉撰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宣示人生目標，事實上找不到他年輕時反猶的任何證據，他在維也納和慕尼黑和好幾個猶太人交好。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1915 年他在前線作戰時寫信表示，希望戰爭能終結德國「國內的國際化（inner internationalism）」，歷史學家公認他的意識形態遲至 1920 年代形成：1921 年他曾提出要將猶太人關進集中營，1923 年重申有關「大計」的時候，則明確反對滅絕猶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