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 Island 一開始，老人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在生命的最後，細弱的呼吸聲伴隨生命一點一滴消逝。在他身旁的攝影機一直運作，到其生命正式終結後，護士為他梳頭、輕拭其身體後，把他移到另一個房間。
「為甚麼我拍攝一個人呼吸最後一口氣？」紀錄片製作人 Steven Eastwood 說：「沒有人想死，但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在生物學上，我們已注定是要死。」他的電影 Island 拍攝 4 個身患絕症的人，呈現人走向死亡的過程。
對死亡的新看法
「一年之間，四條生命。（One year, four lives.）」是電影的宣傳語句，在受訪者生命的最後一年中，Steven 作為一個安靜的旁觀者，從旁拍攝他們接受臨終關顧，他說：「當不希望某些事發生，你就會推遲面對某些事情，對於死亡我們需要有更好的概念，以便更了解自己的終結。我不認為這是殘忍的。」
人需要面對死亡的現實，把它變成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才不致令人那麼恐懼，Steven 說：「我認為我們都存在著一種恐懼 ——『如果我看到一個我所愛的人死了，那會帶來創傷，會取代我對逝者的所有印象。我無法當作從未看見，那很令人受傷。』但對我來說，情況並非如此，而是我與逝者仍有親密的聯繫，寧謐和極有力量。」
這部紀錄片由白禮頓（Brighton）的畫廊 Fabrica 委託，希望拍攝一部關於生命終結的電影，而倫敦電影製片人 Steven Eastwood 的提議最終得到採納，在懷特島（Isle of Wight）的寧養院進行拍攝。
拍攝之前，Eastwood 經歷了兩次喪禮：岳母及同齡的好朋友，因此發現自己對寧養治療的了解並不多。他對在提供臨終關懷的寧養院工作者極為敬佩，形容這些人是：「社會中最根本、非凡但最難以看見的人。他們是照顧者，而我們在生命結束時所得的照顧如此非凡。人們對於進入這些寧養院很焦慮，但那不是病懨懨的無菌空間，而是日常生活的地方。」
理想的死亡
紀錄片中，Alan Hardy 的死令 Steven 最為深刻。Hardy 在臨終時，寧養院給予他最大的自由度，「他為了吸煙而活。Hardy 從 16 歲就開始吸煙，他拿著護士為他點燃的香煙，在寧養院中吸煙，但他並非因與吸煙有關的癌症而病重。醫生們覺得，如果他沒有吸煙，他在數星期前就已經死了，他是為了吸煙而活著。」
許多人不願讓人見到自己死前一刻，Hardy 卻主動邀請他前去拍攝：「我第二次見 Alan 時，我們之間有了共識。他說：『我認為你會想經常待在我身邊，我覺得這很棒。』他想在死亡上做一些突破的事，他感到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突破。他相信我們的身體組織只是一種載體，我們將轉化為其他東西。」Hardy 參與電影，正好實踐了其關於死亡的哲學。
Steven 回憶看著 Hardy 逝世，清楚地看到他死於關心、支持和無痛下，「他死時，眼中帶著極樂。他維持了頗長時間才失去呼吸，這是平靜和美麗的，我受此感動，沒有感到悲傷，他真的準備好死亡了。」那才是真正的理想終結。
Hardy 曾告訴 Steven，他 19 歲時在北非軍隊服役期間，看到了死亡 —— 他的指揮官被槍殺，並在他懷中死去，「他抱著這個男人說：『我看見他死時眼中的極樂，我知道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不是這樣，而是更多。』所以對他而言，死亡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事情。我們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
不過，Steven 承認死亡有時很突然，令人惋惜。像其中一位受訪者 Jamie Gunnell，去世時只有 40 多歲，「Jamie 有一個年輕的家庭，但患上了胃癌。他對女兒的感情深厚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方法迎接死亡，就是（在這段時間）與女兒在一起，所以讓她參與了所有事情，談論他的療程，以及當他不在的時候會是甚麼樣子。」Steven 坦言 Jamie 令他沮喪。
死亡的教育
這部電影已被用來幫助醫生處理臨終關懷，Steven 和他的製片人與信託基金 Sussex Partnership NHS Foundation Trust 合作，希望吸引年輕觀眾，因為 20 多歲的人是「最大的死亡否定者」，他們仍然「多產、年輕、看起來不錯」。關於終結、或者人生總會完結的想法，對年青人來說實在言之過早，他曾與年輕人談過，他們會說：「喔，到不行了的時候，我只想吃粒藥來結束生命。」
Steven 也在當地寧養院當義工，「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好的教育 —— 我們是有限的，我們的身體會腐爛，我已經能與之和平相處了。我希望這部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回歸我們的生物體，是的，每個人都會死，大多數人都會以這種方式死去，在 70 多歲或 80 多歲時死於心臟病或癌症，而（善終）照顧就特別重要。」
電影第一次放映時，有一位陌生人說這令他「不再害怕死亡」，Steven 指這部電影「不只是我（個人）的野心，若是你可以坐下來看，感到有進一步啟發，如果你能平靜地面對終究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那會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