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衍蒨：為何要尋找骨骸呢？

日前，斯里蘭卡的獨立組織 Office of the Missing Persons（OMP）在當地一個西北部的城市 Mannar 發現了至少 90 具人體骨骸。2009 年結束了當地長達 26 年的內戰，而此內戰造成至少 10 萬人失蹤及死亡。據了解，這次發現為自 2009 年當地衝突後的第二大規模亂葬崗。

根據是次挖掘行動的負責人，法醫考古學家 Raj Somadeva 指出，現在曝露的 90 多具骨骸是整個亂葬崗的其中兩層而已。他相信下面有更多骨骸有待發現。他更指出現在找到的骨骸有至少 6 名小孩。到目前為止，這些骨骸的身分還未明確，不過 Mannar 這個城市之前則是聚集泰米爾人（Tamils）為主。

每一個案件、每一副骨頭對我們法醫人類學家、體質考古學家及體質人類學家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因為沒有一副骨是一模一樣的！挑戰的難度沒有人能預計，只能以專業且熱誠的態度去處理。我經常被問到，為甚麼我那麼堅持要為逝者發聲？假設家屬根本不想知道一個答案，心存盼望他們失蹤不見的至親，只是生活在世界某一個角落而不是離世，這樣會不會是好心做壞事？

以我們一般的工作來說，我們不會強求家屬接受我們提供的消息。有時候我們必須做 DNA 測試去鑑定我們的推斷，如果家屬不提供 DNA 標本，我們根本沒辦法跟從死者身上搜集得來的樣本做比對，也就沒有辦法確認他們是否有血緣關係。

法醫人類學的其中一個最終目標是要為逝者發聲，無論逝者是誰或是被誰滅聲，不論是軍隊或是政府。除此之外，更會為那些被欺壓、壓榨的人發聲 —— 被殺害的、被虐待的、被隨便拋到亂葬崗、無人塚的他們。他們被人視為「物件」，不受尊重及沒有尊嚴。因此，法醫人類學在此時此刻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不只要找出誰是兇手，更要利用墓裡那被滅聲、被欺壓的「證人」找出事實的真相。而真相的背後，往往揭示了人性的醜陋與黑暗。縱然法醫人類學的工作充滿意義，但當中要處理及調查違反人道的行為，挑戰真的很大！

經歷過災劫的社區及群體，這些人道及相關調查工作，對於家屬甚至生還者處理相關記憶，是精髓所在！如果不能有效地處理受創傷家庭及家屬的情緒，社會復甦的速度會大受影響。雖然說起來很矛盾，但知道屍袋裡死者的身份，其實比起多年的未知與恐懼，是會令人更加平靜的。知道死者的去向，可以令家屬將死者的離世連結到那件不幸的歷史事件上，而不是莫名的自責。家屬的記憶因此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並突破了對未知的恐懼。家屬有權利知道失蹤家人的命運及結果。人道組織的介入、干涉及調查，以及受害者的身份鑑定，可以比喻為一個療傷的里程碑，令家屬清空一切未知與惶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協助受傷家庭重新振作。

沒錯，就算這樣，我們也不能把亡者起死回生，卻可以令他們的聲音就算到了 6 呎以下都能被聽見。以這些不幸事件為例，法醫人類學必須以極高透明度參與，好讓家屬清楚了解他們至親死前的一刻，並準備面對已經沒有辦法倒帶重來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