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垂直權力結構的國度，一間大學究竟可否保持真正的學術自由？
在將要開學的日子，聖彼得堡歐洲大學（European University）的禮堂往常會聚滿放完暑假回來的學生。但已經連續第二年，學院的演講廳空無一人，食堂一片死寂，只有教員室有點人氣，工作量不足的教授開始抱怨他們要被迫休假。
歐洲大學不是收生不足，面臨殺校的大學，反而擁有世界級的院系及研究機構的聲譽、有大筆捐款贊助，大學更會邀請國外的客席講師及常任教授。2016 年，俄羅斯教育部稱該校為該國最佳的研究型大學，更位列於著名的莫斯科國立大學之上，俄羅斯最著名的政治科學家之一 Grigorii Golosov 指，其中部分原因是缺乏審查。
然而，自從去年 8 月被當局取消大學辦學許可證以來，學生被迫離開學校。大學曾積極尋找俄羅斯政府的高層支持者，但即使普京簽署了 3 項決議，命令官員支持學校也不管用。直到普京 3 月份再次當選，俄羅斯政府進行重大改組，才有了轉機。俄羅斯最有權力的自由派政治家之一 Aleksei Kudrin 成為聯邦審計長，教育監管機構對大學的調查結果，變成沒有發現任何違規行為，並於本月再次授予辦學許可證，學校現計劃在 10 月重新開放。
與主流相違背
大學的名字可能已是原罪，該校教授兼政治評論家 Vladimir Gelman 分析：「歐洲大學的問題在於它標榜『歐洲』。我們學校遵循的原則：學術自由、自我組織以及國際開放，與今天俄羅斯所遵守的：集中控制、垂直權力（Power Vertical）及孤立主義之原則相反，我們與這些原則並不相容。」
回溯歐洲大學的歷史沿革，它是後蘇聯時代的產物，當時草根的自主權正在提升。學校最終由一群愛好者於 1994 年成功建立，目的是將俄羅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頂尖學者聚集在一個以西方大學為藍本的學術機構中。
雖然創校時曾缺少資金，但學校早期已經得到西方捐助者的慷慨資助，如美國商人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等，後來富裕的俄羅斯工業家也紛紛投入。
為了將頂尖的教學以及研究實踐帶到俄羅斯，該校聘請了在西方頂尖學校任教的俄羅斯學者，包括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幾所美國大學。而比起俄羅斯大多數大學，歐洲大學要求學生必須要有批評思考，並可以自由選擇感興趣的領域，學生由俄羅斯各地到世界各地蜂擁而至。
另一位教授兼美俄關係的主要專家 Ivan Kurilla 表示：「歐洲大學可能是俄羅斯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學者可以遇到的最好的事情。大多數俄羅斯學者都嚮往有像這樣的工作。我們可以把時間花在寫作、研究及教學上，而不是無休止地與官僚主義搏鬥。」
麻煩的開端
然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影響力在普京 2000 年擔任總統後幾年內穩步增長，不久後就為這所大學製造麻煩，他們認為歐洲大學是不可容忍的西方自由主義分支。
撤銷其辦學許可證只是過去 10 年針對該大學幾次攻擊的冰山一角。早在 2008 年，消防檢查員就令該校 6 個星期無法上課，據估計是因為大學接受歐盟委員會提供一項關於改善俄羅斯選舉監督計劃的資助，大學退回補助金後，消防檢查員就撤回投訴。
在聖彼得堡舉行民族主義運動的運動家 Vyacheslav Dobrokhotov 引用該大學政治學家 Oleg Kharkhordin 的一本書，指該書認為蘇聯社會結構主要是基於虛偽：「我意識到這個（學校）組織對俄羅斯有害，它的主要構成者是美國，想在我們的國家進行色彩革命。」
自由的代價
最後，聖彼得堡政府將大學從宮殿中驅逐出去，理據是樓內有未經授權的改建（例如更換塑膠窗和冷氣），由於主樓一座是 18 世紀大理石宮殿（Small Marble Palace），為歷史地標，加上被發現第三方擁有的財產，非法置於建築物內，大學要搬到街對面的普通建築物。
這些投訴為不少於 11 個官方機構提供了法律藉口，其中包括發放教學許可證的教育監督機構和聖彼得堡政府，宮殿建築擁有人和負責消防檢查的緊急情況部馬上進行調查，隨之而來的是法律糾紛。
大學職員說，他們從不知道教學許可證被撤銷的原因，當局只是曾提供「大學的政治科學家未能在校外工作」，以及「缺乏妥善健身室」等原因。
經濟學學生 Roman Popov 說：「我確信我們不能在此學習的原因，與消防安全法規無關。」但他也不得不轉學到聖彼得堡的另一所大學獲得學位，「這可能是政治性的，或者只是有人想擁有我們的建築。」
雖然大學現在可能會重新站起來，但一些教職員工已不敢抱持樂觀態度，「有能力與政府達成協議是好，但到了某一時刻，它就會變成了災難。」俄羅斯歷史學家 Yevgeny Anisimov 說：「我們失去了學生，我們失去了建築。我們現在擁有的校舍仍是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