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兩個字是有魔力的，甚至可以說放諸四海都令人心神激盪，革命是浪漫的，激情的，順應時代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這令我好奇到底甚麼人是反革命？
是不是除了王公貴族大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反革命呢？否則就會淪為林語堂所說的：「身處社會底層卻有統治階級的思想？」
近來觀劇偶然聽到一句對白，一個中年警長教訓他的小警官，說他「政治正確」得就好像紐倫堡集會上的發言。雖是一句閒筆，也能點破真相：政治正確其實不是新發明的口號，對人情世故稍有一點心得，就會知道無非是一種包裝堂皇的蠻不講理而已；所謂「正確」，就是容不下人性的缺陷和偏差，而最正確響亮的口號莫過於革命。
反革命並不全部是王公貴族，好像教科書上寫的以慈禧太后的「后黨」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只要是能容忍人性的缺陷、弱點、偏差，不完美，思想不那麼浪漫高尚，願意退而求其次的人，在革命的風高浪尖，都可以打成「反革命」。
革命的想法，有點像整容：只要動一場大手術，人生的一些苦惱問題，譬如投胎沒長眼睛，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另一半，伴侶變心，升職無機，都可以迎刃而解。反革命是承受這些與生俱來的缺點，但並不逆來順受，而是盡自己努力過好一點，去減肥、健身、靜修，轉逆為順，讓自己的身心維持一種可以長久運行的秩序。
19 世紀歐洲從拿破崙戰爭之後享有過長達一百年相對和平的局面，就是因為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一個「頭號反革命」的主張。梅特涅的反革命，是因為革命「反自然」，自然萬物存在的精髓是均衡，人世間的均衡，則體現在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他認為各國的勢力均衡原則要高於革命：「孤立的國家只不過是所謂的哲學家提出的抽象原則。在國際社會中每個國家都有利益，使它與其他國家聯繫起來。政治學的偉大原理來源於對所有國家真正利益的認識。保障生存符合普遍利益，而特殊利益只是次要的，雖然不安分和目光短淺的人認為追逐特殊利益是一種政治智慧。」—— 他的這套心法，因為基辛格舊話重提，突然又成了焦點。
外交大事，我怎麼可能懂呢？這觀點用於社會內部也很講得通。「反革命」在乎普遍利益，未必是因為他們高尚智慧，可能是他們害怕遲早有一天自己的利益也會遭到損害，宋朝的范仲淹，對於當時君臣共治的均衡局面，也說過「何欲輕壞之？…… 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手滑」應該是反革命最重視的關鍵，給所有人活路，就是給自己活路。
爆發革命的地方，真的是因為王公貴族太腐敗？—— 怎麼看也看不出路易十六是個殘民自肥的暴君，而是因為這一種「反革命」力量不夠成熟強大，因而才會像林語堂所說的，身處底層反而擁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底層一旦藉由「反抗」上台，當然就代表了絕對的正確和正義，凡是不合他們意的，自然被打成腐朽敗壞，人人得以誅之。然後，底層的「革命」造成新的一批既得利益者，為了爭奪自己的特殊利益，去殘害普遍利益，這兩批人馬不斷換著上場，孫中山的「革命」又怎麼會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