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談到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我們通常想像一個無所不能的極權國家，先將人種分門別類，再有系統地滅絕當中的猶太人。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Timothy Snyder 梳爬史料寫成著作「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卻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 只有在國家體制瓦解，所有人喪失公民身份，納粹對猶太人的殺戮才會發生，無政府狀態才是釀成大屠殺的真正條件。
幾乎熟諳所有東歐語言的 Snyder，除參考德國文獻外，還旁徵博引俄文、波蘭文、烏克蘭文等 10 國語言的史料，從東歐角度出發，糾正時下很多錯誤認知。例如我們通常以為，大屠殺遭殃的主要是居住德國的猶太人，但其實幾乎所有被殺猶太人都原居德國境外，擁有德國公民身份的猶太人，生存機率反而較高。何以如此？為何身處納粹德國腹地的猶太人，暴露在高效的極權國家機器下，反而避過死劫？
眾所周知，納粹主義是極端反猶，視猶太人為必須連根拔起的「瘟疫」，但作者以豐富史料鋪陳證明，其實納粹黨在大戰初期，還沒有處置猶太人的具體方案，大屠殺的機制是侵略過程中，把鄰國的司法和國家體制摧毀，令鄰國淪為無政府地獄後，逐步建立得來。誠如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後來洞察所得：「唯有對那些無國家狀態的人民可以為所欲為。」
為種族戰爭打開坦途
在歐洲歷史上，國與國的戰爭絕不罕見，但納粹德國的侵略模式顯著不同。按照傳統，歐洲國家都會承認彼此政體合法，即使交戰，仍然承認對方存在，承認對方有其獨特憲政傳統，但納粹入侵東歐各國時，這一切慣例都不再奏效。
納粹把東歐人種視為「次人類（subhuman）」，認為他們不配擁有主權國家，沿襲歐洲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邏輯，納粹視東歐土地為有待開發的處女地。德國的國際律師便曾經論證，波蘭是一塊沒有合法主權的土地，德國可以對這片土地予取予求，掌握生殺大權。對於希特拉而言，德軍和特別行動隊在波蘭的核心任務，就是「摧毀政治體制以便為種族戰爭打開坦途」。
大戰爆發，波蘭在這場滅族式侵略中首當其衝，國家體制被徹底摧毀，社會領袖和知識階層被有系統地殺害，法治和公民原則全都被廢撤，變成無政府的蠻荒之地，少數族群仰賴的國家保護一夕間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依據納粹種族原則確立的叢林法則，猶太人不被視為人種，被認為必須要從原居地清除出去。
充當劊子手的東歐人
由此開始，隨著德國對蘇聯宣戰，東歐戰線大舉推移，國家體制逐一崩解，半個歐洲喪失法治，淪為種族暴行的實驗場所。納粹起初只是把波蘭的猶太人集中隔離，但到了其他東歐地區卻開始大開殺戒，研發出不同的殺人技術，其尺度超乎德國本土的底線。特別行動隊 A 組指揮官 Franz Walter Stahlecker 形容，起初殺害平民造成部隊成員「情緒緊繃」，但後來的特別行動隊已「身經百戰」成為殺人不眨眼的部隊。
特別行動隊又注意到，當佔領地的舊體制崩潰之際，很多居民都害怕秋後算帳，惶惶不可終日，極力想切割與舊體制的關係來保命。於是他們利用了這種心理，誘使當地人自願擔當劊子手，在種族戰爭中配合德軍。
納粹德國在入侵立陶宛前，便因此預先訓練一支立陶宛部隊執行德國政策，佔領後向當地人翻譯表達納粹的期望，又遊說身份暴露的親蘇聯分子：「透過殺死猶太人…… 可以在政治上獲得新生。」結果得到數以萬計地方人士響應，他們迅速掌握納粹的種族語言，爭相「表演」種族暴行以贏取信任。
於是乎，猶太人不僅成為納粹分子的敵人，還成為很多東歐人的代罪羔羊，有系統的大屠殺隨之展開。到 1941 年底，德國在佔領的蘇聯地區已屠殺 100 萬猶太人，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籍的猶太人幾乎全數斃命。作者由此提醒：
我們想當然爾地將大屠殺與納粹意識形態聯想在一塊，但卻忘了許多兇手並非納粹人士。
後來希特拉正式下令徹底殲滅猶太人，納粹高層便綜合前線人員的殺人經驗，包括用罐裝一氧化碳和汽車廢氣殺人的例子，以滅絕營（Extermination camp）的工業規模屠殺猶太人。這些滅絕營選址無一位於德國本土，幾乎全部建在佔領地波蘭之上，其中奧斯威辛（Auschwitz）滅絕營成為猶太大屠殺的標記，但其實在此之時，居住波蘭以東的猶太人已幾乎全部遇害。
公民身份：最後一道保命符
相比哀鴻遍野的東歐，西歐反而有多點生機，主要因為希特拉沒有徹底摧毀西歐，國家體制大體上保存完好，人民普遍保住了公民身份。公民身份用以界定個人與國家的相互關係，可得國家的基本權利保障；一旦國家體制崩潰，任何人都不再是公民，任何人的生存都不受保障。
對猶太人而言，即使所得的公民身份不完整，他們仍然可以從而得到最基本的法律保障；即使法律對猶太人充滿歧視和不公，但在生命安全前提下，風險仍遠比國家體制消失為低。
書中舉出不少這樣的例子，例如有大批身為波蘭公民的猶太人避難法國，但波蘭覆亡後，他們喪失了國家保護，最終幾乎無一倖免，相對法國籍猶太人到終戰時仍有 4 分 3 人倖存；猶太人 Victor Klemperer 擁有德國公民身份，其妻子並非猶太人，他因此不受德國將猶太人遣送出境的政策影響，與很多類似處境的德國猶太男士一樣得以倖存。
在德國佔領的西歐地區，當地公民即使匿藏或協助猶太人，仍不會輕易被國家入罪，因此鮮少受到懲罰；但在喪失國家體制的東歐，單憑協助猶太人便可處死，光是波蘭的個別行政區內，協助猶太人而被處決的人數，就已經超過整個西歐總和。
擁有公民身份亦意味著有接觸官僚體制的途徑。雖然以我們一般認知，官僚都是麻木執行上級命令，沒有甚麼好處可言，但 Snyder 反而發現，很多行政官僚都因為程序關係，減慢了處理猶太人問題的速度，譬如說要考量諸多因素，當中可能有請願或有賄賂等情況。
在德國以外，官僚部門與部門不時互相卸責，反覆要求上司下達清晰指示，或要求遞交正式文件等才執行命令，不論是基於良心還是按本子辦事，他們都打亂甚至中斷原定的屠殺計劃。這些官僚制度為人所詬病的特徵，在大屠殺時卻為無數猶太人延命。即使德國官僚體系被納粹長期滲透，仍未能夠做到親自誅殺猶太人，絕大多數德國猶太人之所以遇害，都因為被遣送到其他喪失官僚體系的領土上。
漢娜鄂蘭曾經在經典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談及官僚體制如何成為屠殺猶太人的機器，但 Snyder 卻依據以上論證提出不同見解：
官僚體系背負著殺猶太人的惡名，但毋寧說撤廢官僚體制才是殺死猶太人的元兇更為接近現實。
或者有人會認為，這段歷史已無關於當下，但作者提醒我們：對歷史的錯誤總結，往往把我們導向了錯誤的未來。一旦猶太大屠殺被歸咎於國家，削弱國家就好像有所助益，但國家體制作為人類努力多年的成果，其實默默保障每位公民的基本權利。正如波蘭作家 Gustaw Herling-Grudziński 戰時所寫：「人唯有處在人性條件下才能當人。」看似是理所當然的人性條件，其實正需要國家體制加以維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