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只要握有名為「權威」的權柄，往往意味著他的說話、指示，比尋常人更具影響力，更值得信服。雖然權威的加持並不等於必然正確，「權威人士」亦有犯錯的可能，但人們偏偏容易不假思索，或懾於壓力下，盲從錯誤的權威。兩個來自歐洲的科學研究，就解釋了在大腦的運作下，我們為何怯於抵抗權威，甚至乖乖跟隨。
社會神經（Social neuroscience）科學家 Emilie Caspar，以 1960 年代心理學家米蘭格倫（Stanley Milgram）發表的「米爾格倫實驗」 為藍本，要求參與者在是次實驗中，互相電擊對方。他們二人為一組，輪流負責施刑及受刑的角色，Caspar 則僅從旁觀察，並不干預過程。每位施刑者共有 60 次機會，自由選擇是否向對方施以小懲，換取小額金錢獎勵。
結果顯示，施刑者平均有 31.37 次選擇懲罰對方，取得獎勵，顯示實行或拒絕的比例皆接近一半。另外，約 5% 至 10% 的施刑者，完全不會懲罰對方。但當實驗進入第二部分，Caspar 則變為干預角色，命令施刑者「懲罰」對方。這個設定使最初選擇不去「行刑」的人，亦紛紛按下懲罰的按鈕。
乍看之下，這場實驗只是複製過去的實驗，證明了人在「權威」的指示下，容易失去自我。是以 Caspar 希望更進一步，探討參與者在「權威」命令下的個人感受，以解釋箇中原因。Caspar 其後從腦電圖（EEG）掃描發現，若給予自由選擇，施刑者的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會有較大波動。一旦 Caspar 下達指令，波動則顯得較少。研究指出，這是由於大腦處理受刑者反應的能力下降，顯示大多數參與者的責任感均告減退。
Caspar 表示：「我測試了超過 450 名參與者，目前為止只有 3 人拒絕遵守命令。」這些人的大腦與常人又有何不同，導致他們能抵住壓力？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從腦部局部受損者的研究談起。當人類大腦前部最外層的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病變時，會使患者比一般人更易遵循指示。美國哈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心理學副教授 Erik Asp 指：「他們容易不加思索便接受權威者的意見。這意味著假如權威者叫他們傷害別人，他們很有可能照做。」
那麼，前額葉皮質究竟如何幫助我們對抗權威？Asp 認為，腦部受損者難以提出質疑，故難以把「理解」與「相信」分開處理，當大腦理解了一項新事物，便會在瞬間便相信了它。他解釋：「無論過程如何，理解等於相信，它們成了一體。」但對正常人來說，我們的前額葉皮質運作正常，可以提出質疑。
假如該處正是我們的懷疑能力所在，腦部健康的人或可加強這種能力。「前額葉皮質有一定的可塑性，我認為可以修改。因為這項能力並非內置於大腦功能，也不是一成不變。」Asp 指，教育是提升懷疑能力的最佳方法之一。藉著批判思維，你能思量被告知的事情。
英國心理學家 Megan Birney 則通過一項別開生面的實驗，探究人們能否通過反思，提升對權成的抵抗能力。參與者需在實驗中作出一些有違道德的事，研究團隊則會計算有多少人退出，而 Birney 要求參與者做的，就是以負面評語形容不同合照。最初照片中是一些易招反感的人物，如納粹或三 K 黨。隨後，照片裡的群體形象愈趨溫和，最後是一些家庭或幼兒合照。很多人至此感到過意不去並退出實驗。堅持下去的人，則多因為相信自己正為科學研究作出貢獻。
Birney 表示，有些退出的人會向她道歉，指自己良心過意不去，亦希望不會因此破壞實驗。她認為，這種矛盾感正是判斷能力的關鍵。「當你處於矛盾狀態，兩個選擇便相互角力。而不論你的抉擇如何，這種角力才是最重要的東西。」換言之，有沒有抵抗權威的能力，有時並不單在結果中體現，而是人們在接受訊息的過程，有否反思其正確性及自己的責任。
當然，相信權威也並不絕對代表閣下沒有判斷能力。因為反過來說，正如選擇繼續參與 Birney 實驗的人一樣，是出於責任感，我們可能也是強烈相信，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由此，究竟是信念驅使，抑或只是盲從，或許應從個人的「責任感」判斷。Caspar 認為：「這關係到如何讓人更慮及自己的責任，我們需要找到訓練人們做到這一點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