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法國大革命，西方對於「民主」（Democracy）和「民粹」（Populism）的分別、爭論和研究，二百年來從未停止。
法國社會學者勒龐（Gustave Le Bon）的「群氓」（The Crowd –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論著，在中國有過簡體字翻譯。
中國的學院知識分子，看見「文革」狂熱的紅衛兵，以及今日網絡中國五毛掀起的攻擊，一度對中國的時局在網絡時代非常警醒。
中國大陸掀起針對范冰冰與馮小剛電影片酬收入過高的熱議。當紅明星或小鮮肉，拍片 4 天，即可收得片酬 6 千萬，當中涉及貪污、洗錢、性交易，黑幕重重。加之其作品缺乏藝術修養，如此天價應予制止。一度被捧上天的愛國狂熱大片「戰狼 2」被指為挑唆西方敵視中國，政治標準再次顛倒，令聽慣指令而作小腦條件反射的中國人一時又無所適從。
20 年代末中國的「打土豪，分田地」紅色口號，將馬克思的艱深資本論，化為簡單明暸的 6 個字。
純粹靠此淺白的口號，毛澤東的農民革命成功，坐上了中南海帝王寶座。
「打土豪、分田地」這句話缺少起碼的邏輯思維。首先，何謂土豪？一個人有了錢，若其因為勤奮儲蓄，則又有過錯？一名所謂土豪聚積財富的方式，在法律上是否合法，或雖然合法，但「吃相難看」，通過種種並不犯法的減省成本，也就是文人馬克思極度仇恨的剝削，則又是否應在「打倒」之例？
若反動土豪應該打倒，中國的革命已經成功，則為何今日又湧現一個掃名牌包二奶購豪宅爭相移民美加的酒肉土豪階級？
田地分配的情況，是否公平？得到田地的人，是否又值得那一份不勞而獲、從天而降的土地財產？馬克思固然在他的學說中，將其中的道德、法律邏輯細節一筆勾消，此一學說傳到民智理性更為薄弱的中國，化為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廉價政治廣告，對於文化程度低的群氓式農民基層，即有強力的煽動效果。
在西方，一個平均教育水準高、理性思維普遍的社會，靠投票產生的政府，很可能是合理而道德的精英政府。但若「選民」教育程度低，或因文化傳統，三千年來從未開發出理性邏輯思維，則這種民族或國家，愈有「一人一票」，則愈是災難。其「選」出來的政府，最終亦將一場浩劫蔓延於聽信「打土豪，分田地」之類簡單政綱的「選民」之身。因果報應，屢驗不爽，這就是政治的科學。
1929 年，在湖南江西交界窮鄉僻壤的農村，方圓 500 公里左右，對那裡的農民若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 6 字政綱，並由其「投票」，也可以選出一位所謂的民主領袖。
若此領袖得到「選民」批准，可以使用暴力實踐這 6 字政綱。而且所謂選民，大多數為半文盲，公審地主，在一名村委書記的指揮之下，而此 6 字真言的領袖又極權又攻心計，權力慾強大，則經過這個有限地區「普選」出來的領袖，隨時可以將「民意」翻過來踐踏，建立暴力政權，以「平等」的外衣行暴力獨裁之實，千秋萬世，成為新的秦始皇。
Democracy 和 Populism 的界線有時很模糊，而且當局者迷，當世往往看不清楚，要一百年後由後世的歷史學家結合民粹產生的禍害效果，回顧分析，方可達致真相的結論。
1793 年法國革命後期恐怖時代，人民法庭以公審決定被告是否有罪。當初由貴族被舉報有危害人民行為而定罪，繼而貴族出身、即使同情窮人，其身份就是死罪；到最後，同情貴族的知識分子平民也一樣定罪。然後在平民之間鼓勵舉報，若發現竊竊私語之間，對於「革命」走向濫殺的極端「有意見」者，即使是平民，也一樣死罪。
民粹膨脹不可收拾。正如一輛汽車加速到 150 公里，失去了剎車器。法國的恐怖時代以斷頭台全國處決人數超過 3 萬，為期一年有多。暴君領袖羅伯斯比以人民之名，假革命之義，他自己則不貪財不好色，確實是一位純潔的道德主義者。
這位偉大領袖殲滅黨內外政敵，天天步行前往人民議會，讀出一張他今日想抓捕處決的名單，議員人人自危，不知道明天上班，那張名單上有沒有自己。於是先發制人，在議會內發動兵變，逮捕而迅速將其一伙革命家送上斷頭台。
法國人民付出短暫的代價，但超過 3 萬條人命。在民主惡化為民粹的時候迅速剎車，而且培養成民族的抗體，讓知識分子和平民相融，將哲學和紅酒向民間普及。
200 年來，5 度共和，終於建立為今日成熟的民主自由政體。但即使如此，過度的寬容令法國出現超過 500 萬穆斯林少數族裔。據最新調查，3 分之 2 法國本土居民不滿移民政策。
不滿歸不滿，沒有爆發激烈的民粹行為，如對少數族裔的欺凌和暴力毆打。一個國家由幼稚到成熟，由激情到冷靜，法國顯示了一個典範。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則無需經過恐怖時代。
針對范冰冰與馮小剛等電影貴族，大陸層層進逼。網民許多眼紅而聲討，中國貧富極度懸殊引起的民憤，有了轉嫁發洩的新目標。馮大導被指在美國有兩所豪宅，然而有此鴻福者豈止其一人？
「文革」爆發時也從電影打出缺口。一樣的故事，一樣的劇本情節，不一樣的角色，但一樣的民族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