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交稅時節。常聽人說，以稅率來計，香港還算有一條活路，如果像歐美那麼重稅可不要了命？因而想起歷史課本總是說中國歷來王朝腐朽滅亡，必定離不開苛捐雜稅這一條，然後新王朝來了，立即減免稅務，給百姓休養生息云云。
為甚麼富蘭克林說「唯死亡和交稅無可避免」？其實這句話並不放諸四海皆準。因為中國古代王權的統治，精英是不交稅的，欠了稅也不一定還得上，並非不可避免，交稅並不是全民的事，收稅當然也不是全民皆享。
西方的高稅制絕非近年大行福利主義才有的事，而這種高稅，和中國專制王朝時代一對比 —— 譬如光榮革命的時候，英國的年稅收額就已經超過中國，但人口只是中國的數十分之一，官員 2 萬人左右，和康熙皇帝的宮廷相若，可見英國的稅率比中國高得多，何以英國人也沒有揭竿而起，總不見得是英國軍隊鎮壓起來更有力吧？
根據這種統計數字，也有人得出結論說那時的中國人比英國人自由得多 —— 想來這種人是把戴卓爾夫人和列根總統的「小政府」之說套到中國王權社會了。
這當然是張冠李戴，錯得不輕。
的確，中國明清兩朝都輕稅，因為全國賦稅基本由江南最富裕的蘇州府和松江府（也就是今天的上海）負擔，其他各地稅收不過 10%，窮省不及 5%，小縣不到 1%，這大概就是朱元璋沾沾自喜「藏富於民」的根據，而毛澤東也曾經因此讚揚明朝，說「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發展」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
事實是並沒有，稅收雖然低，經濟增長也低：明朝永樂之後稅收維持在 2,700 萬石，可能合銀 2,500 萬兩，稅率大概是 3.16%，清朝太平天國作亂前全國土地稅銀 3,000 萬兩，四百年間沒有太大變化；而 16 世紀中國有當鋪 2 萬家，19 世紀只有 7,000 家左右，即使不是大規模金融萎縮，也證明民間沒甚麼錢可用。
雖然低稅，但沒有免稅線，又沒有累進計稅制，不管窮人富戶都交一樣的稅率：只有兩三畝土地的小戶，和幾百畝幾萬畝地的大戶都無區分。農民賺錢非常緩慢，本來就收入微薄，望天打卦，反而王族、士大夫可以免稅，而徵稅又是一個十分高難度的技術工作：避稅的方法太多，土地多的人可以劃出一部分低價賤賣，卻把大部分賦稅轉移給買家，同樣道理，也可以花錢去買地，但只承接賣家的一小部分稅；許多欠稅的人可以雇窮人替自己挨打，或者一直拖到政府開恩豁免。一年如果能夠徵到 80% 的稅就已經要燒香還神了。
所謂現代政府，收稅的同時要為國民提供法律的根據和相關服務；但專制帝王的政府並不提供服務，連上前線幫皇帝打仗，武器、裝備、軍服全部都要自己負責，從花木蘭到李自成都沒有分別，明朝末年打仗：「時至寒冬，士卒裸體穿甲，身無存棉」，往往因為欠餉譁變；或者馬戛爾尼來中國所見：「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像乞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因此即使是小政府，但並不向國民負責，反而效率極其低下，而貪污腐敗也無可避免。
朱元璋（或者毛澤東）以為減少收稅就「藏富於民」，但是「民」根本沒有賺錢的機會，因為做生意最需要的是保障，保障來自於法律的信用，而不是憑個人道德，才會有人賒貸、有投資、有賠償，錢才能流通，否則人人不如把錢壓在箱底算了。現代社會是分工合作愈趨細緻複雜，需要多元的人際關係，而不是依賴血緣、熟人，這些事都需要法律的保障，政府的干預。
唯死亡和交稅無可避免？這句話反過來其實是「人人都有份」：死亡不分你我，國家屬於全民，政府為全民服務，義務和責任也都人人有份，如果真的是這樣，交稅又有甚麼可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