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早前發生懷疑虐狗案，一頭銀狐犬從大廈高處墮下，當場分屍慘死。在動物保護意識正盛的今日，這種事可謂徹底違反人道標準，但其實領動物保護風氣之先的西方國家，過去亦有過殘暴的「殺狗熱」。19 世紀，紐約市就曾經成立專責部門，每當發現威脅公眾健康的流浪狗，便會把牠們活活棍毆至死，有街童更獲懸賞參與捕狗工作，到臨近 20 世紀動物保護組織才成功逆轉這種風氣。
加拿大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歷史系副教授 Jessica Wang 的研究指出，19 世紀的美國城市其實到處都是動物，數目之多遠非今日能夠想像，例如馬匹依然是市民代步和搬運的工具，部分街區養有大批準備販賣的牲畜，豬隻有時在街上亂走，由於牠們會進食街上的垃圾，所以被視為可分擔清道夫工作的動物。
在眾多動物當中，城市中的流浪狗和寵物犬特別困擾政府，踏入 19 世紀開始，如何消滅流浪狗便成了紐約市的公共討論議題，而且往往令人聯想到瘋狗症（rabid）爆發危機。1856 年的「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曾經抱怨，狗隻「聯群結隊在街上阻塞行人路，狗吠聲令黑夜變得陰森恐怖，比起紐約市議員（Aldermen）的臭名還要臭」；1914 年瘋狗症爆發期間，當時的紐約衛生專員 Sigismund S. Goldwater 甚至質疑狗隻的存在價值：「你可以答我嗎？狗對城市有甚麼好？在鄉村是相安無事，但從衛生角度來說，牠們在城市只會帶來滋擾，經常有患瘋狗症的危險。」
從 19 世紀初開始，紐約市政府每年 7 月和 8 月便會「懸紅」50 美仙，鼓勵市民捕捉沒有戴口罩的狗隻到警署毀滅，因為盛傳該兩個月是瘋狗症病發高峰期。到了 1850 年，市政府再下一城，成立專責部門「狗隻局（Dog Bureau）」，負責派員在街上巡邏，每當發現可能威脅公眾健康的狗隻，便會當街用棍毆打狗隻至死，政府又成立首間狗隻拘留所，拘留「較貴重的狗隻」讓主人有機會領回。
這股殺狗風潮，其後遇上動物保護運動挑戰。這場運動與美國城市新興的中產階級有關，他們主張愛護動物是理想家庭生活的要素，而且可以培育兒童的道德價值，因此反對政府的殺狗行動，又批評賞金制度牽涉地下犯罪活動，結果會助長街童的殘暴性格。
美國愛護動物協會（ASPCA）於 1866 年在紐約成立，即時與市政府開戰，施壓要當局廢除賞金制度，但行動起初適得其反。雖然市政府決定停止懸賞捕狗的成年人，但結果造就了捕狗中介商的出現，這些中介聘用兒童專門捕狗，借此向市政府賺取賞金；賞金制度又同時增加偷狗罪案，有人為賺取賞金而偷走別人的寵物犬，更有人以此要脅主人交付贖金。
最終，愛護動物協會改變策略，在 1894 年成功代替市政府接掌流浪狗的管理事務，即時取消了賞金制度，改以受過專業訓練的受薪職員處理流浪狗問題，同時又設立申領狗牌制度，從申領牌照費中賺取收入，以應付管理流浪狗的日常開支，亦開設新的狗隻設施。
愛護動物協會與市政府的對立未有就此平息，偶爾亦重現恢復賞金制度的呼聲。但踏入 20 世紀開始，隨著保護動物逐漸確立成為社會主流的價值，協會亦一直掌握管理流浪狗的實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