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29 年以來，奧斯卡踏入第 90 個年頭，路途中捱過不少批評：太主流商業、太保守膽怯、太容易預測、太「白」…… 這些抨撃或許有根有據斷。然而不論它錯待過多少好作品好演員好導演，奧斯卡多年下來都是人們每年引頸而待的盛典，觀眾詬病過它的偏頗不公，抱怨過它忽視電影本身藝術成就，卻依然見證其每一屆的悲喜。多倫多大學電影研究學院的 Charlie Keil 就從今年的提名名單，講述 90 年以來奧斯卡金像獎之變與不變。
1. 導演為先
這些年奧斯卡金像獎趨向將最佳導演獎與電影成績掛勾（儘管近年又有改變跡象），但常態其實並非一直如此，若回溯至 1950 年代以前，法國電影人剛在「電影筆記」中提出「電影作者論」（la politique des auteurs）時，將導演視為整部作品的創意泉源與核心仍屬革命性的概念。那時公認的天才導演如 Orson Welles，終其一生都不過靠經典傑作 Citizen Kane 得過一次最佳導演提名；荷里活名匠 Howard Hawks 同樣只有草草一次提名；Fritz Lang、Sam Peckinpah 等人年年空手而回。
直至「作者論」影響力漸增，導演之於電影作品的地位才愈發得到重視。現在連尋常觀眾都可自動聯繫 David Fincher、Wes Anderson 之類的標誌性作品至其電影藝術地位，而奧斯卡亦逐漸與這道趨勢看齊。當一部電影作品足夠角逐最佳影片，代表它背後必有一位值得嘉獎的導演，獲提名最佳影片的電影而不能同時囊括最佳導演提名的情況愈來愈少。從 Richard Linklater、David O. Russell、Alexander Payne 到 Darren Aronofsky 一眾鬼才導演都不致遭遇零個提名的命運。以今年的提名名單為例，5 位入圍的最佳導演都各有一部候選最佳影片在手，其中大熱之一 Guillermo del Toro 執導的「忘形水」（The Shape of Water）更是橫掃 13 項提名。
2. 電影節成績一直左右奧斯卡
電影獎項從來都是預測奧斯卡幸運兒的可靠因素之一。每年 9 月舉辦的多倫多國際電影節（TIFF），觀眾票選獎 5 次選出該年度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因而被觀眾稱為後者的預演。如果今年 TIFF 贏家「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能再下一城成功摘下小金人，等同再次印證 TIFF 作為奧斯卡指標的影響力。觀乎今年最佳影片入圍名單，「忘形水」早在奧斯卡前榮膺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訪·嚇」（Get Out）、「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等片亦在辛丹斯電影節上映；「不得鳥小姐」（Lady Bird）、「黑暗對峙」（Darkest Hour）有特柳賴德電影節（TFF）；即使是「鄧寇克大行動」也總算能在 TIFF 亮相，只有「霓裳魅影」（Phantom Thread）和「戰雲密報」（The Post）兩套 last minute 上映之作能繞過電影節紅地氈直接問鼎奧斯卡，可見奧斯卡著力擁戴電影節評選的結果，而非迷戀高成本製作的大片。
3. 影評人的重要性
電影節的認同對電影作品能否衝擊奧斯卡舉足輕重，然而今天影評人的影響力絕不亞於前者，甚至可以說，電影最終能否憑著電影節這跳板魚躍龍門，都取決於影評人這一關。這個趨勢，可從 1970 年代說起。其時紐約影評人協會（NYFCC）開始展現評論自主性，轉而支持更前衛的電影，亦更重視導演的重要性。當時奧斯卡仍未走出中庸之道，此後 7 年，NYFCC 與奧斯卡各行各路未曾在傑出電影上達過共識，1980 年代曾有過品味一致的傾向，1990 年代分歧復現。
綜觀這些年的成績表，兩者始終陰差陽錯地出現分歧，奧斯卡的選擇卻顯然易見愈來愈靠攏影評人心水，例如當 NYFCC 傾心「騙海豪情」（American Hustle），奧斯卡就選出了商業味淡而多影評人青睞的「被奪走的 12 年」（12 Years a Slave）；又例如去年 NYFCC 選出了更有奧斯卡格的「星聲夢裡人」（La La Land）是，奧斯卡評審卻出乎意料垂青影評人熱捧的「月亮喜歡藍」（Moonlight）。今年 NYFCC 與國家影評人協會早早押注的「不得鳥小姐」，也在奧斯卡取得 5 個主要提名。總的來說，奧斯卡評審委員的選擇似乎愈來愈像影評人協會，而且年比年甚。也許有人會哀嘆奧斯卡終要離 Marvel 電影、「星球大戰」系列等「大片」而去，但這對普羅觀眾而言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