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之父」亨利二世廢除神判法，設立皇家法庭和陪審團等，都不是為了「救民於水火」，而是為了權力的制衡。務實的「制衡」可比甚麼大道理或美好理想要管用得多。
為了籠絡和進一步監管教會，亨利二世提名他最信任的好友 Thomas Becket 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但友誼的小船總是說翻就翻，即使是國王和主教。Becket 反而愈加傾向教會，還辭去了大法官的職務，國王認為他背信棄義，傳說他大發雷霆：「誰來給我搞掉這個多事的教士」（ “Will no one rid me of this turbulent priest?”）—— 四個忠心的騎士在 1170 年 12 月 29 日晚上，衝到教堂裡把 Becket 的頭砍了下來，現場一片鮮血和腦漿。
下令謀殺 Becket，想必不是國王的旨意，因為這將適得其反，教會反而得到民意同情。事後，亨利二世前往教堂懺悔，鞭打自己，他更加意識到，樹立王權，靠加強專制是行不通的，而是要讓國民將國王當作正義的保障；但國民更願意相信，正義應該是權利，而不是皇恩浩蕩的賞賜，這一課，就由亨利的小兒子，無地王約翰補上了。
有關大憲章的來龍去脈就不再贅述了。大憲章一共 63 條，主要內容是圍繞「錢」，甚麼魚塘、磨坊、牲口的使用權，麥酒的度量衡，爵位繼承人交的稅金，寡婦繼承財產等。但藏在這些囉哩八嗦的條文裡頭最關鍵的一大原則就是：未經司法判決，任何自由人（Free Man）的財產和人權不受侵犯。
其他重要的還有：各地自由風俗習慣不受侵犯，區分民事和刑事訟訴，皇家法庭只負責刑事；大部分罪行都用罰款來處置，即使重罪罰得傾家蕩產，也要留下基本生存份額，以及，神職人員犯罪，也和普通人同論。
大憲章本來只是國王和貴族的談判，但是貴族底下還有更低級的騎士、軍人，那些人也不會無緣無故愚忠到底，必須要得到個人保障。大憲章簽訂之後，即廣為抄寫流傳，送抵英格蘭每一個郡級法庭，當眾宣讀，幾乎達到人盡皆知的地步。但是約翰沒有那麼容易就範，簽約之後他又發動戰爭，可幸在他得勝的時候就及時病死了。
但英國這套保存習慣、按照判例的司法系統，也走到了十字路口。因為當時出現了一個史上最強勢的教宗：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這位教宗深信：既然靈魂高於肉身，則靈魂的統治者肯定也高於肉身的統治者，王權之獨立分散，當然不及教權的統一專制，身為意大利實質的統治者，為防其他王權強大興起，這就是歐洲各地復興羅馬法的背景。英國到底要跟羅馬法，還是繼續自己的那一套？答案顯而易見。
從 Etherbert 國王開始，英國的司法系統從百戶區的集會，到封建的郡級法庭，再加上亨利二世的皇家法庭的協調統一，已經根深蒂固了。地方上的普通人參與司法日久：先有誓言擔保人，又有檢舉陪審團的起訴人，普通人雖然不神聖，但他們有常識和邏輯，有對於風土人情的第一手知識，再加上大憲章保障個人自由之深入民心，怎麼可能推倒這一切重來？
1220 年英國發生了第一宗由陪審團判決的案件，「我們的判決」（Our verdict）這句話開始載入史冊，為了監督陪審團是否公正，另外還頒行「剝奪權利」令狀，可讓當事人申訴。而 “Common Law” 的說法在外開始流行，包括教宗英諾森三世也用這個字專門指英國司法制度。
此時司法逐漸變得專業化：除了法官，法庭書記，還有職業律師的誕生，13 世紀末英格蘭有 30 多個出庭大律師，200 個代理律師，律師普遍稱為 Attorney，即由「指定」（Atorne）一詞而來。而國王漸漸被司法的專業排擠在外，愛德華一世在位（1272 – 1307 年） 的時候，如果國王的令狀遭到大律師的一致反對，就沒可能頒發，司法專業而形成的小圈子勢力，也能產生權力的制衡。
普通法由誕生到成熟，從無甚麼驚天動地的偉大構思，其中多的是雞毛蒜皮的算帳過程，但這種司法制度體現的是對傳統的尊重和保守，顧及多方的利益均衡，因此具有強大的現實力量，才能夠多次抵得住強權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