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有一點常識的都知道是維新派心急胡來，不失敗簡直不可能，但官方定論袁世凱出賣六君子導致政變，也是經不起推敲的。
從 1898 年 9 月 16 日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到 21 日慈禧太后下令戒嚴，風雲突變僅不到一個星期，從時間線上就能找出明顯的漏洞。
袁世凱之兩面派的說法，首先在於他不是甚麼守舊派、反革命。1895 年袁世凱從朝鮮平定叛亂回國，嶄露頭角，曾和康有為等商議開書局，還捐了 500 兩銀，和他的心腹幕僚徐世昌一起加入強學會。不久他接替德國人漢那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到天津小站編練新軍，身邊聚集了另一批新思維的人，以天津為基地，開辦「國聞報」，主編即嚴復。北京派激進，而天津派務實，只不過，北京派議論響亮，像今天的 Marketing，非常引人矚目。
一般的說法是，康有為找袁世凱入京保駕，是因為太后要廢黜皇帝，皇帝甚至有性命危險，這完全是維新派根據「風聞」的一面之詞。傳說榮祿請太后 9 月中旬到天津閱兵，伺機「行廢立大事」，事實上，太后和皇帝本來都很雀躍，榮祿則是非常落力，要將閱兵當作新政來演示，反而朝中的守舊派紛紛反對，如果閱兵是后黨的陰謀，就不會是這種局面，榮祿顯然也不是隻手遮天。
結果康有為便派學生徐仁祿去聯絡袁世凱，要袁和他們結盟，而袁世凱滿口答應 —— 這就是袁世凱兩面派說法之基礎。
徐仁祿帶回來兩條消息，第一袁世凱對變法極為熱心，第二他對榮祿有所不滿。但根據徐世昌的日記，徐仁祿來訪四天其實並沒有當面見到袁世凱，否則就不會有袁世凱的長子克定出席的紀錄 —— 這恰好與維新派的官員王照的說法相吻合。徐仁祿挑撥袁世凱和榮祿的關係，是一大敗筆：袁世凱早在練兵之初，因為「處事跋扈」得罪了許多人，紛紛向榮祿告狀。但榮祿親臨審查之後，非常讚賞袁世凱的成績，壓下一概參奏，予以力保，有這一層淵源情分，袁世凱又是何等聰明人，怎麼會上這種當？
然後，維新派向皇帝保舉袁世凱，皇帝即下令榮祿傳袁世凱入京陛見，又是一個轉捩點：因為榮祿也曾向皇帝舉薦袁世凱，也要求破格提拔，卻遭到忽視，可想而知，皇帝連著兩日見袁世凱，破格升官，又叫他和榮祿「各辦各事」，對於反對勢力有很大震動，此時的袁世凱就叫做「被擺了上台」。
蹊蹺的是，9 月 17 日見袁世凱的同時，皇帝突然寫密詔交楊銳帶給康有為，說「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他辦不到，自己的皇位也不保，叫康有為立即離京去上海。康有為不但沒有遵命，還偽造密詔，改成「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
9 月 18 日清早，不是楊銳，而是林旭帶來所謂的「密詔」，稱「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康有為特地請來徐世昌一起看密詔，要他說服袁世凱，但徐世昌又怎會表態呢？歷史學家沈雲龍記載：「世昌見康黨諸公，平素談政治改革，議論不可一世，而至緊要關頭，除痛哭外，別無善策，伎倆亦不過爾爾，於是也一掬同情之淚。」
因此，才有譚嗣同夜訪法華寺來找袁世凱的任務，要他發動兵變：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必要時候殺人）。但譚嗣同的好友畢永年日記透露，譚嗣同絕對不贊成這個計劃，只是因為有皇帝的「密詔」，「康先生必欲為之」。
無憑無據的袁世凱會不會立即去告密呢？如此天大的事，稍有一點腦子也不會輕舉妄動吧。譚嗣同又怎是毫無判斷力的人？他肯定察覺出事態絕不樂觀，因此康有為 19 日這一天內先後見過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發現「外國勢力」也無能為力，只好倉皇逃走。荒謬的是，康有為 20 日乘早班火車到天津，20 日晚登船去上海，如果袁世凱告密在先，在榮祿鼻子底下，康有為怎麼能從天津走得掉？
袁世凱直到 9 月 20 日第三次面聖之後，下午才坐火車離京，回到天津已經是晚上了，去見榮祿已經是深夜，居然只談了一會，被榮祿的兩位幕僚打斷，只好第二天再續 —— 如果是告密，天大的事，不可能容後再續吧。但是，第二天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便下令北京戒嚴，火車停駛，軟禁光緒皇帝，點名康有為兄弟，罪名只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並沒有提到譚嗣同，可見這時候她還不知道「圍園錮后」的兵變計劃。
如果是袁世凱向榮祿告密，再由榮祿通知慈禧太后，時間上來說做不到，當時北京和天津雖然通車，但並無夜班車，而北京的兩個電報局也控制在維新派的手裡，根本聯絡不上。21 日袁世凱再度去總督府向榮祿匯報，此時政變事發，袁世凱不知康有為已經逃走，害怕日後受牽連，於是和盤托出。
但光緒皇帝自始至終，並不知道康有為他們想出了「圍園錮后」的主意，日後面對太后的痛斥，他一心認定是袁世凱編造的謊言，由此生刻骨仇恨。
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在先，而袁世凱「告密」在後。袁世凱在日記裡寫自己主動報信，又寫譚嗣同突訪，「氣燄凶狠，類似瘋狂」，顯然是故意修飾——為了顯示他絕非事先知情而不報。但是，如果康有為沒有逃走，不想出「圍園錮后」的屎橋，不會有後來的腥風血雨，可憐六君子結果當了康有為的替死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