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澳洲人透過一次歷史性公投，對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個議題，表現出決定性的支持。在 1,270 萬名參與投票的公民當中，贊成者佔 61.6%。縱然公投不具約束力，也足以為國會通過同婚法鋪路。但在 45 年前，同性戀學者 George Duncan 被殺一事，對澳洲同志社群帶來的轉變，比這次公投更為重大。
George Duncan 博士自 1972 年 3 月起在阿德萊德大學任教法律，但不足兩個月後，他便於深夜時分在大學附近遇襲身亡，終年只有 41 歲。在 70 年代，同性戀在當地仍屬非法行為，而事發的多倫斯河南岸，則為男同志熱門聚腳地。當晚 Duncan 與名為 Roger James 的男士共處時，和一群男子發生爭執，二人皆被拋進河裡。James 成功爬上河邊公路獲救，Duncan 卻因不諳泳術遇溺身亡，遺體更不被警方尊重善待。
案發之後，當地流傳此事乃警方風化組（Vice Squad）的成員所為，但目擊者為保性命都不敢直言。時任南澳州州長 Don Dunstan 表示會保護證人，卻仍是無人現身，包括在場的 Roger James。其後死因庭召開聆訊，兩名風化組成員拒絕答辯，他們與第三名探員先被停職，其後均告離職。死因報告則僅指 Duncan 死於不明人士的暴力，警方調查亦聲稱未能確定疑犯。惟警方涉事的可能性，以及對同性戀的更廣泛討論，在當時都成為報章頭條。
與此同時，議員 Murray Hill 則在極為保守的立法局提出動議，爭取將成年男子兩情相悅的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其子 Robert 是草擬立法的初級律師之一，他指公眾對 Duncan 之死的反應強烈，因為此等暴行令大家感到不安。「此事令社會開始議論，警方該如何對待在多倫斯河附近的同性戀者。而這亦為有關非刑事化的討論增加聲勢。」他形容：「最初討論進行得較慢，但當公眾留意到問題所在，便從懷疑轉為憤怒，這股憤怒推動了討論進行。」
公眾的憂慮持續擴大，多個城市亦發起同志遊行爭取權益。但在 1972 年 10 月，英國警探應召來澳調查後，最終報告卻從沒公開，時任南澳御用大律師亦宣佈不予起訴，進一步催生變革，更令 Duncan 成為同志運動人士的象徵。結果在 1975 年，由議員 Peter Duncan 動議的第二條非刑事化法案，在兩度遭否決後終獲通過。到了 1985 年 7 月，前風化組成員 Mick O’Shea 更向報章透露，當年有 3 名組員殺死 Duncan 博士，事後卻獲得掩護。
因著 O’Shea 的爆料，懷疑涉事的 3 人在翌年被控誤殺，卻只有其中兩人受審，後來亦被判無罪釋放。負責此案的調查隊伍最終在 1990 年解散，不過在這之前，澳洲所有州份及領地，皆通過了男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法案 —— 除了塔斯曼尼亞。這個全澳唯一島州堅持反同性戀法例，直至資深同志運動分子 Rodney Croome 威脅要對簿公堂，該州終在 1997 年 5 月跟上全國腳步，把同性戀非刑事化。
Croome 直言，Duncan 博士乃同志平權的精神領袖。「他的死亡是歷史敘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像我這些參與推動非刑事化的晚輩，都成為那敘事的一部分。早一輩的人都形容那件事為一個轉折點，一個揭露我們深受壓迫及需要解放的重要時刻。」他認為，當年對非刑事化的廣泛支持，與現時就同性婚姻的討論，確有相似之處，但在政治爭議上則完全不同，因為「有種觀點是把同情當作弱點，並拒絕同情 LGBTI 人士，反而把他們塑造成侵略者，威脅民主及文明。」
Robert 則認為，無論爭取的是同性戀非刑事化，抑或是同性婚姻，兩者皆是為平權而戰，但 70 年代的討論受到 Duncan 慘死的影響，而且當時彼此同意之下男士間的無害行為，確實被視為刑事罪行。「你可以辯說，同性婚姻是個更加進步的改革，但我想這與當年的爭議有著根本性差異，而我認為 Duncan 博士經歷的可怕遭遇，是構成後來爭取修法的重要部分。」南澳警方至今仍然懸紅 20 萬澳幣，徵求當年兇案的線索，但 Duncan 博士沉冤得雪之日，恐怕比同婚合法還要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