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似乎是因重病、老邁、死別而生無可戀者「好死」的代名詞。在最理想情況中，安樂死合法化讓我們掌握死亡自決權。然而當法律賦予我們安樂死的權利，又如何不讓它成為一種對社會和家庭的義務？多年悉心照料重度智障女兒的兒玉真美，作為病人母親與照顧者，將對世界各地有關安樂死議題的所見所聞所想寫成書作「死亡自決權：除了放棄活下去之外，沒有別的選項了嗎？」，說出「安樂死」二元論之不必然。其實，好死與賴活兩個看似非黑即白的選項之間，還隱藏了很多問題。
關於是否為「安樂死」立法的爭論在全球已非常普遍，少數國家如荷蘭、比利時行之經年。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被我們統稱「安樂死」的善終方式實際在全球各地可以有不同定義。根據兒玉真美書作的定義，南韓早前通過讓患者自行選擇放棄治療的「延命治療決定法」，是為「消極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指為患者注射藥物造成其死亡，是荷蘭現行做法，也是一般人所指的「安樂死」；在美國華盛頓和瑞士被稱為「尊嚴死」的「醫師協助自殺」，是患者透過服食醫生開出致死藥物自殺。至於在討論「安樂死」議題時常被提起的「安寧和緩醫療」，則是以降低痛苦、提高病人生活品質為前題，讓病人自然步入死亡，並不屬「安樂死」。目前香港法律並不容許安樂死，現行只有「安寧和緩醫療」，同時根據普通法，在特定情況下允許「終止無效治療」及「病人拒絕治療」。
「安樂死」與「安樂死立法」的分別
在這個世代，8 成人在醫院，苦於「多餘治療」，直到臨終前仍全身插滿維生喉管，苟延殘喘至生命最後一秒。因此不少人視「安樂死」為擺脫病苦、有尊嚴地死去的一途。不過，也不乏贊成安樂死的人反對為之立法 —— 因為他們預視到立法後，安樂死將由重視個人意志，演變成逼傷病者「不獻世」的義務。安樂死選項的出現，「活不好可以乾脆死掉」的心態便會在社會潛移默化，重病藥石無靈、年老致身心不自由、天生殘障等等受家庭經濟、情感負擔及輿論重壓的病人，即使仍有求生意志，最終還是為了照顧其他人的感受而不得不安樂死，最終還是無法真正自決死亡。
成本論與功利主義
從病人眼中看，安樂死是個人選擇；從部分推動立法的人群來看，卻是減省資源「浪費」的手段。2008 年 9 月英國知名哲學家 Mary Warnock 就說：「為了避免造成國家與家人的負擔，失智症患者應該負起選擇死亡的義務。」2013 年日本時任副總理兼財務大臣的說法更露骨：「想到高額醫療都是靠政府的錢在活，我就睡不好，得早早讓他們死掉。」更有甚者，將安樂死連結至器官捐贈，例如比利時的安樂死申請表，就附帶器官捐贈同意書，叫人不得不聯想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考量，既可節省醫療開支又能增加器官供應，堪稱一石二鳥。但話說回來，安樂死的人究竟是死得安樂，還是死得便宜？
社會討論、醫護心態與病人的心靈滑坡
以「更好地分配社會資源」為理據來支持安樂死，不單將民眾分等分級，更會在不自覺間，將愈來愈多人主觀納入需要放棄「分薄公共醫療資源」的低級人群中。部分容許安樂死的國家，將「末期重症」定為批准安樂死的主要準則。然而即使爭論至今，何謂「末期」仍然眾說紛紜，而且對象範圍正不斷擴大。最初是末期重症，然後漸漸地，類植物人、失智症、長期卧病在床者也成為對象，標準不停退守，滑坡不斷。根據 2012 年比利時發表的安樂死法十年報告，比利時「安樂死法」通過後，安樂死的執行對象，就慢慢從既定的患「威脅生命的不治之症」、需承受「難以忍受、無法消除與減輕的痛苦」，自行擴大至複數的疾病，和未來可能陷入意識不清、需要照護、失智症惡化的病人，甚至出現未經當事人同意執行安樂死的情況。
比利時的情況，應驗了美國生物倫理學家 Ezekiel Emanuel 1997 年於雜誌「大西洋」針對安樂死立法撰文時的預言：
一旦合法，醫師協助自殺與安樂死就會成為慣例。久了之後，醫生不會再抗拒注射藥物結束病人生命，美國國民也不再抗拒安樂死這個選項。等到大家都習慣了，我們就會把這個選項擴大到從社會的角度看來正在受苦、人生沒有目標的人身上吧！
作為前線工作觀察者，美國華盛頓一家老人院的老闆 Juan Carlos Benedetto 見證當地「尊嚴死」立法後醫護人員工作態度的滑坡，促使他在 2012 年蒙大拿州公投「允許協助自殺」之際，投稿當地「波士頓環球報」：
自從「尊嚴死法」通過之後，我發現一些醫護人員早早開始準備嗎啡與安寧和緩醫療，放棄積極治療。有些醫護人員甚至不向住戶與代理的家屬說明，就擅自開始安寧和緩醫療。我還看到一些醫護人員認為高齡患者的生活品質過低，所以完全放棄治療患者……我們總有一天會老去，我希望到時候能接受治療與照護，也希望自己的選擇得到尊重。這些改變令我心痛，也希望貴州的居民能阻止協助自殺。
真實的本願：求死之人所求為何
兒玉真美翻閱眾多討論安樂死的書籍，認為病人之所以求死，歸根究底都是醫院醫療方式出了問題。維生至上，視病人死亡為醫療失敗，讓醫生只求為病人續命，忽略了每一位病人真正的需求，容易過度醫療。例如明明還可以進食，卻為了方便醫院營運而做胃造廔（不經鼻及食道進食）手術、「不考慮後果便安裝人工呼吸器」，造成不必要的痛楚。如果希望患者從無謂的苦楚中解脫，在討論安樂死前，真正該談的是如何改變目前的醫療方式。香港至今仍未承認安樂死，便是認為病人之所以求死乃過於痛苦之故，該做的是想方法減低病人痛楚，而不是安樂死。
她出書之際也問出關於安樂死最根本的問題：「除了放棄活下去之外，沒有別的選項了嗎？」二選一之外，必定還存有其他選項。兒玉真美此作，雖然充其量也是從一人（或一群人）觀點出發詮釋安樂死，不一定能代表所有病患與家屬的心願，但不也印證了人類對「死得有尊嚴」追求的多面性？這也解釋了為何追求安樂死的人也不一定樂見安樂死立法。正如同時是罕見疾病病友的病人自主研究中心執行長楊玉欣，在推薦序所寫：
疾病對於每一個病人有著獨特的詮釋與影響，如何尊重每一個病人在疾病歷程中所淬煉出的意願、感受、價值觀，而非草率地批判病人的感受與決定，或者權威式地提供不足或過度的醫療，這是每一個他者都應該試著設身處地同理與了解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