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票房冠軍「殺破狼：貪狼」雖是動作片，但導演和編劇對生死與宿命的反思，描劃仍見細膩。故事講述一宗發生在泰國，擄走女孩做不法器官移植的慘劇。靈感來自監製鄭保瑞曾提及的一個故事：某人的至親在死去之後，將心臟移植到另一病人身上，然後他伏在對方的胸膛，彷彿聽到了至親的心跳聲。延續生命，創造奇蹟，是很多人對器官捐贈的看法，葉偉信卻延伸出「殺破狼：貪狼」這血淋淋的殘酷故事。事實上，器官移植在美好的理念背後，同樣是一個殘酷的人性抉擇。
器官捐贈的最大前題是必須出於患者自願，不能強迫或予以利誘。多年來各國醫療機構都一直鼓勵患者同意器官捐贈，也強調等待移植的輪候者眾多，一個偉大的決定，便能挽救更多垂危的生命。捐贈與否，在患者立場的人生一大抉擇，而對醫生來說，要如何判斷一個人已經死亡，繼而進行器官摘取和移植呢？死亡有其醫學定義，「道氏醫學辭典」（Dorland’s Illustrated Medical Dictionary）便將「心跳和呼吸停止所顯示的外在生命消失」等同於死亡，這是一般人最能理解的心肺死亡標準。然而，在這定義以外，與器官移植關係最為密切的，還是第三種死亡標準：腦死。
腦死是 1968 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提出的概念，世界上已經有八十餘個國家和地區承認腦死，但腦死有別於心肺死亡，還存在道德上的爭議。因為在醫學角度，被判定腦死的病人，若心肺機能正常，其實仍有生命徵兆。當醫生摘取腦死病人的器官，某程度上就是親手終結其生命。在今季的日劇「Code Blue：Doctor Heli 緊急救命」之中，便有相當殘忍的一幕。當病人在二次判定腦死後，第一件事原來就是決定哪個器官會移植給哪一家醫院的輪候者，然後各醫院有如「中獎」一樣，派出醫生團隊來摘走器官。醫生是否會為了想救面前這個人而暗盼另一個陌生人「盡快」死去呢？而在開刀的一瞬間，手術台的儀器明明發出警告聲響，醫生卻冷靜地關掉儀器，繼續動刀，摘走器官。
這是腦死最殘忍的一點。即使患者仍有生命跡象，一旦兩度判定為腦死，就會被放棄治療，視為直接死亡。有這醫學準則，醫生在摘走器官時就不算終結患者生命，而只是剖開生命已經終結的屍體。
為腦死患者進行器官移植，是救人者還是殺人者？「Code Blue：Doctor Heli 緊急救命」的編劇加入了這一幕，或因為這正好是東野圭吾在近作「人魚沉睡的家」想要探討的主題。「人魚沉睡的家」面世後在日本即引起不少關於腦死的討論，轉型後的東野圭吾，其創作不再局限於殺人佈局和懸念的鋪墊，卻對人性和死亡有著更獨特的看法。故事講述和昌與熏子的女兒瑞穗意外溺水，令大腦機能幾乎全部壞死，到了需由父母代為決定是否進行腦死判定和器官移植的階段。然而，在決定女兒生死的人性抉擇中，夫婦二人都不願接受瑞穗已死的事實，也因為瑞穗仍有生命跡象，腦死不完全等同死亡，於是他們嘗試用盡科學方法延續其生命。最終，瑞穗像睡美人一樣活著甚至成長下去，狠狠摑了當初提議進行腦死判定和捐出器官的醫生一巴掌。當然東野圭吾絕非轉行寫「仁心仁術」，此書讀來反而有如看「詭娃安娜貝爾」，愈讀愈是毛骨悚然。
東野圭吾是「處理」死亡的專家，而「人魚沉睡的家」的重點，不在醫治，卻在醫生。判定一個人經已腦死然後視之為死亡這回事，是理智的行為，還是逾越人類領域的決定？事實上，日本落後於不少西方國家，初期是並不承認腦死的。直到 1985 年，日本才由厚生省「腦死研究小組」代表竹內一夫發表「腦死判定指針及判定標準」，簡稱「竹內基準」。不過，按「人魚沉睡的家」中的陳述和爭論，腦死判定的吊詭性，在於腦死一方面不等同正式死亡，但另一方面又會把患者視為已經死亡。這個看似無意義的判定的最大意義，其一決定是否停止施救，以減輕患者家屬的經濟負擔；其二，是為了進行器官移植。說白一點，是趁心肺功能正常，盡早摘取新鮮器官作移植。因此，某程度上腦死是因應器官移植的需要而出現，是由人類定義的死亡。標準是有了，其意義也明確，但終究誰有資格判定一個人的生死、人類自身能定義人類的死亡嗎？腦死判定，最終都只是為人性戴頭盔。這正是「人魚沉睡的家」中瑞穗母親所執著之處。
就像東野圭吾經典作「嫌疑犯 X 的獻身」的破案關鍵，死亡時間推定是其「慣常伎倆」。「人魚沉睡的家」雖然不是偵探小說，也沒發生任何密室殺人事件，但同樣在死亡時間推定上做了文章。到底瑞穗是何時死亡？是溺水令大腦機能停止那一天？還是經過第二次腦死判定的那一天？瑞穗的父親則赤裸裸道出醫學上的忌諱。對他來說，兩者都不是，是腦死判定的翌日，當醫生開刀，心臟從女兒體內被摘出的那一刻。
然而，醫生接著告訴他，如果是這個說法，他的女兒還沒有死，因為心臟仍然在另一個孩子的體內跳動著。如是者，一場生命終結的爭論，就被另一條生命得以延續的偉大蓋過去了，變成撼動人心的事跡。
就像當鄭保瑞聽完之後，告訴葉偉信的那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