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說過：假如列寧夠長命，肯定會被史達林收監。列寧下場的確比不少同志幸運：1936 年至 1938 年史達林「大清洗」（Great Purge）期間，多達 60 萬人遇害，數以十萬計人民遭囚禁於勞改營（Gulag），連其後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亦被蘇聯秘密警察用破冰斧鑿腦斃命。革命從理想開始，卻以慘劇告終。美籍俄裔歷史學家 Yuri Slezkine 新作 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就從一座屋苑的命運，探討蘇聯由「大理想」淪為「大恐怖」的歷史。
早於 20 世紀初沙俄年代，革命派及社會主義者已活躍於莫斯科、西伯利亞、基輔乃至柏林，有的轉投議會政治，亦有等待時機發動革命。1917 年，沙俄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累，國內饑荒、示威、人食人事件不絕，沙皇尼克拉斯二世（Nicholas II）3 月退位，此時德國協助列寧從瑞士偷渡回俄國，企圖助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奪權之後，能夠代表俄國議和。二月革命後的民主政府誤判形勢，拒絕休戰，同年布爾什維克伺機發動暴力革命奪權，就是十月革命。歷經 5 年內戰，蘇聯終於 1922 年宣告成立。
草創時期，蘇聯幹部並無常駐地方落腳，一直寄居於私宅和酒店，及至 1927 年籌備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夕，蘇聯決定沿莫斯科河一片沼澤地上建立一座「政府屋苑」（House of Government）／「臨岸屋苑」（House on the Embankment），安置幹部家庭、黨內精英以及「傑出工人」（shock worker）。蘇聯政府屋苑是當時全歐洲最大的住宅項目，建築風格奉行新古典主義，共有 505 間單位，1935 年登記住客多達 2,655 人，各式服務員工多逾 800 人；屋苑之內應有盡有，不應有的也有：庭園、劇院、戲院、郵局、健身室、圖書館、理髮舖、洗衫舖、雜貨舖、看護所、診所、各式俱樂部等。
布爾什維克精英住戶狂熱又無畏，夢想打破舊世代的資產階級觀念，創造新型的社會、家庭與兩性關係，蘇聯為此推行了一系列措施：開創儀式（如慶祝五一勞動節）、構想文辭（向農民解釋新社會）、美化歷史（譬如陳示列寧遺體）等，政府屋苑亦是計劃之一，目的在於將個體與集團融為一體。不過加州大學歷史教授 Yuri Slezkine 指出，興建單位本身已經助長了既有的家庭結構，而黨員捱過數年內戰之苦後，渴望過好生活，期望有私隱、有個人空間以及家庭穩定，而非社會主義理想中的集體團結生活。
雖然政府屋苑家家戶戶多有佈置「鋼琴、銅壺和刺繡毛巾」（相對於敵對資產階級「袖珍枱裝飾桌巾上的絲絨書簿」），幹部會讀「魯賓遜漂流記」當作子女睡前故事，家庭關係前後並無大變，但社會規範在蘇聯治下確實出現變化。女性勞工大幅上升，沙皇時期的道德觀亦開始有變改，哥薩克革命軍領袖 Valentin Trifonov 一家三口便是「前衛家庭」範例：與其前妻同居，同時和前妻與他人所生女兒結婚並誕下一子，其子 Yuri Trifonov 不但並無受社會歧視，日後反而成為極受歡迎的作家。
在 1930 年代大清洗之前，整肅運動已從農村開始。農業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以社會主義之名，將中產農民逐出家園，Yuri Slezkine 書中記有一戶農民寒冬半夜被趕出家，導致婦女身患凍瘡，兩歲女兒凍死街頭。集體化政策失敗引致農村大饑荒，大批農民食草維生甚至食人；一班農婦逃向城市，最後成為政府屋苑的保姆和侍女。
中產農民之後便到知識分子。據傳政府屋苑有部分非公開單位實則住了秘密警察（NKVD），以便監視及竊聽幹部活動。「紅一代」精英一度為社會主義理想狂熱奉獻，代表蘇聯出國協商，培植外國左翼派系，然而在內鬥風氣中，即使通曉外語亦會招惹懷疑。整肅運動發生於蘇聯內外政局相對平穩的時候，論者往往認為大清洗出於內在意識，而非誤入歧途，Yuri Slezkine 則視之為獵巫並歸因於宗教因素：蘇聯式共產主義。
在 Yuri Slezkine 筆下，蘇聯式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猶太教極端正統派乃至摩門教別無二致，同屬千禧年主義（Millenarianism）：「有人相信革命派社會主義是一種基督教，其他人則認為基督教是一種革命派社會主義。」由初期革命到後來整肅，皆出自一種救世主心態，一心「將天國帶到人間」，為此不惜出動極端暴力，亦要實現平均分配的理想：「終局臨近……一如所有千禧年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將奮力不懈，兌現那一早注定的命運。」
1934 年 12 月 1 日，理想破滅：史達林最大政治競爭對手基洛夫（Sergey Kirov）中槍遇刺，揭開大清洗的序幕：「人性情感一直是布爾什維克的重心，那日以後一切改變。再無人相信人性。」1917 年革命之前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Old Bolshevik）變成清算對象，幾乎每晚都處決過百人。政府屋苑作為精英聚居地，一樣無可倖免，政治氣氛肅殺之下，住戶閱讀書單由馬克思改為托爾斯泰、普希金和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間，約 800 名政府屋苑住戶被控以各種罪名，其中 344 人遭處決，其餘分派各地收監。
對 Yuri Slezkine 而言，布爾什維克有兩項特質，奠定其獨特歷史地位。一是「信仰混合邏輯」，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理性包裝神秘學；二是規模之大前所未見，「蘇聯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然而這場人類史上最大的實驗不到一個世紀便失敗告終，Yuri Slezkine 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解釋：蘇聯的兒童不讀「資本論」，而是看托爾斯泰、普希金和歌德。當蘇聯家長給予子女一本本「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加上地下出版，無異「自掘墳墓」，下一代再無法全心全意迎向未來的烏托邦：「父母活在未來，子女活在過去……上一代有同志，下一代則有朋友。」
政府屋苑的住戶逐一被整肅，不少父母被捕，遺下子女待人收養或送入孤兒院，長大以後多數被殺或是判監。後來二戰爆發，蘇聯不少囚犯以服役條件交換獲釋，而 1941 年 10 月納粹德軍逼近莫斯科，剩餘政府屋苑住戶撤離。及至戰後，一眾倖存前政治犯回到屋苑，卻已不受親友歡迎，家庭關係疏離甚至決裂。有人對革命仍然抱持希望，大部分人卻自覺只有經歷苦難而非救贖，對政治絕望。
Yuri Slezkine 總結，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場對傳統俄國的「改革」，而蘇聯則是一個激進的現代化計劃：「布爾什維克改革並非一場受歡迎的運動：一個教派成功發起大型傳教運動，實力強大足以統治帝國，卻無充足資源開化野蠻人或自我繁殖……下一代早就摒棄追求未來的浪漫幻想，變為消極犬儒。」
政府屋苑今日猶存，現已成為不起眼的單調灰色建築，重新住人。蘇聯解體之後一度受暴發戶青睞，1990 年代不少商人住客捲入暴力糾紛遇害。歷經翻新改建，政府屋苑內的劇院、戲院、雜貨舖完封不動，另外新增一座博物館 —— 或者政府屋苑本身也是一座博物館，見證了蘇聯式共產主義的崛起與殞落、革命理想的盛世與破滅、人類的希望與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