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逝世之日，適在法國國慶前一日。
法國大革命一舉而成功，因為革命之前的 18 世紀法國，輿論初現，已經出現如劉曉波一類的啟蒙知識份子，如盧梭、伏爾泰，倡導人生而平等而自由權利。
18 世紀末，工業革命萌芽，開始出現手工業者。知識份子對人權的倡導，在社會各階層都有回應。知識份子的人權主張，很快就得到全民認同。法國革命雖然仍是小資產階級倡導，但工人和農夫很快就明白人權平等和民主憲政的道理。因此雖有恐怖時代的挫折，但法國人權的解放，一舉而成功。
影響所及，19 世紀的自由黨和保守黨，也不斷鬥爭妥協，因為大量鄉村人口移居至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等工業城市，從前的選區和選民分佈比例，不再適合。
例如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人口膨脹了十倍，若仍用二百年前的選區人口劃分代表制，曼徹斯特幾十萬人口，只有兩個議席，與英格蘭南部一、兩千人口的富裕小鎮相同。
此一不均衡不公平的結構，英國的農夫和工人很快意識到了。他們也與知識份子一起合作，將人權平等理論付諸行動。英國的農業出現現代化，而眾多工會在多次紛爭組合之後，終於在 1900 年成立工黨，通過選舉，成為交替的政府 。
劉曉波的人權憲章，為何在中國失敗？因為中國民族的極權基因有兩千年。問題出在戰國時代的酷臣商鞅，為秦王厲行變法，將人民嚴厲組織起來，以打仗的形式採行農耕。
為甚麼要這樣？因為秦國所在的陝西和甘肅，天然資源不足，要養活人口，非要艱苦奮鬥，而且要對外吞併，以戰爭方式掠奪有農業資源的其他國土。不幸劣幣驅逐良幣，統一了齊楚等貿易和文化文明相對更高的六國的，最後是秦國。
商鞅和李斯壯大了法家。從此帝王以法家來統治。中國分裂時興起的儒家、墨家、以及老莊後來尊為的道家，都比法家文明。如果沒有鼓吹株連和嚴刑的法家存在，則以中國的儒墨兩家，就早已形成人類最早期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我認為比起蘇格拉底和羅馬，中國本來有機會建立最早的人權文明。
但不幸在於法家獨大，而儒學只是知識份子歷代在野的教育思想。法家的意識早植根於中國，經朱元璋和滿清文字獄的強化，由毛澤東發揚光大。網絡刪除小熊維尼的圖像，收緊通訊，即是二千年前秦王法家的 21 世紀版。
中國是農業國家，農民以「山高皇帝遠」的遠視姿態生活。中國的農民不像 18 世紀末的法國工人和小產業者，也不像英國 19 世紀的勞工。中國農民不會自行組織，不會對上層知識份子如譚嗣同、魏京生到劉曉波，所提出種種中西結合的墨家和自由主義人權思想有積極的反應。
中國農民人口對知識份子提倡的理想，並不 Responsive，更遑論互動。即使辛亥革命，也只是孫中山一個團夥得到中國的資助，在武昌突襲成功。推翻帝制，中國的農民人口並無思想準備，在意識中也從無參與。辛亥革命發動了幾多中國百姓？教科書沒有說。因此幾十年後出了一個「紅太陽」繼續做新的秦始皇。
西方的知識份子二百年來可以調動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無此能力，因為民眾不肯受調動。有人說這是民族基因的冷漠和麻木，也就是人類學的不同國情。因此中國農民即使有維權律師，為秋菊打勝了一場官司，贏了官司的秋菊，只會叩謝包青天和律師，然後回家繼續吃飯。秋菊和她的農民丈夫不會想到，隔壁一家或另一個山頭的一條村，也有許多苦難與自己相同的農民。
中國的農民不會自行組織成立一個農黨，但英國的工人會。這就是民族基因最大的差異，而且害死了一代代中國的知識份子。這就是中國人最大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