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幾乎無法脫離「大眾群體」：無論是在幼兒期、求學階段、就業時期，甚至退休以後。「大眾群體」如此無孔不入，但我們卻幾乎毫無知覺，燈光仍聚焦於「個人」。近年來，人們當然仍以社群為單位表達訴求，但更在意誰做了甚麼、誰成就了甚麼。個人主義的崛起，逼著「群體」的意味也開始改變：縱然意指群眾，但其重點已移至「每一個人」。
群體非天生個體 只屬「身份」凝聚
「從前，人出生便成為群體的一部分，然後從中尋找個人的位置。現在，人出生為自己，然後再尋找所屬的群體。」「大分化」（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一書的作者 Bill Bishop 如此形容這種改變。換言之，如果群體在以前是一幅畫，現在群體就是拼圖。例如，婚姻已不再是「半自我犧牲」的投入，更是作為一種滿足個人願望（personal fulfillment）的途徑；現今媒體報道更傾向於第一身經歷，因為個人的聲音比制度更可信；在商業環境中，比起融入能力，行家更看重打破規則的意願，即所謂「激進創意」（radical creativity）。比起議題（issues），大家更關注的是身份（identity）。
與此同時，「身份」的概念隨社交及通訊科技變得更牢固和有定位，而且正在改變我們對群體的理解。例如在 Facebook 上，一個人喜愛的音樂、媒體、娛樂平台及笑話等不止透露其喜好，更回答了一個問題：「他是一個怎樣的人？」這樣的網絡世界滋長了極端個人主義（extreme 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令我們更專注於個人發展、更熱衷於對事物的追求。然而，這些優點能否讓我們安心接納「群體」的新定義？
個人、解放與抑鬱症：自主的沉重
個人至上的社會為我們帶來自主、掙脫束縛社會大眾的力量，同時也帶來壓力。抑鬱的源頭從「秩序與犯罪」變成「責任與主動性」。據 The Weariness of the Self 一書指，以往的社會規條要求人們成為服從者，現在則要求人們擁有主動性和各種精神上的能力，例如獨立思考，又或決定前程。因此，人們患上抑鬱症的原因由錯誤而生（pathology of mistake），變成能力不足或心理不滿的病理（pathology of inadequacy）。病源不在犯錯，轉至對自己、甚至社會期望的責任感。這是個人主義的壓力，擺脫群體社會作為個體的代價，是自主的沉重。個人自主是解放，但投身於大眾之中，未嘗不是另一種解放。
社會資本的礦場：社區的治癒力
在著名的「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一書中，作者 Robert D. Putnam 提出群體如何生產社會資本。書中指出自 1950 年代起，美國人在政治、公民及宗教等活動的參與度都開始下降，在家庭、家人和辦公室中，人與人的聯繫亦減弱。Putnam 同將這種情況歸咎於世代交替，指二戰前出生的人比較投入社區活動，於戰後嬰兒潮出生的 X 時代則較專注於自我發展。由此導致社會資本減少，引致不少問題。
當社會資本高企的時候，學童會有更佳的學習表現，街里更加安全，政府的表現更好，人們普遍都比較快樂和健康；而社會資本的減少則會導致更多人自殺、患上抑鬱症、犯罪及其他社會問題。
以往的群體意識視個人為次要，這種想法放諸現在似乎已不可能。不過，雖然個人主義隨資本主義的擴張逐步攀升，但群體的力量和治癒性仍必不可少。前者的壓力迫使後者轉型，兩者的拉鋸彷如一場永恆拔河，永無止息。人類一開始的聚集是為了生存；放眼當今時局，群體在這層面上的角色似乎沒有太大改變，它仍然是人類抵抗強權過份僭越的堅盾，只是個人的選擇得到了彰顯。群體、社會可能變質，但永遠不會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