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年前，披頭四（Beatles）一首名為 She’s leaving Home 的歌曲紅極一時，當中歌詞提到有個女孩突然離家出走，令父母感到震驚傷感。原來，這首歌不但來自一地一人的真實故事，還是 1960 年代英美社會的共同憂慮：成千上萬年輕人離開家園，尋找愛和烏托邦。
She’s leaving Home 及離家出走的 1967
原來，She’s leaving Home 說的是倫敦女孩 Melanie Coe 的故事。1967 年，當年 17 歲的少女 Coe 突然消失蹤影，弄得倫敦滿城風雨。事後 Coe 才跟傳媒解釋：即使她有錢買鑽石、皮草、汽車，「但我的父母卻從未說愛我。」 從小報得悉事件的披頭四成員 Paul McCartney 萌生靈感，與 John Lennon 寫出 She’s leaving Home 這首歌，表達對 60 年代年輕人離家出走現象的感受。
歌曲先從家長角度切入：“we gave her everything money could buy”（只要用錢買到的我們都送給她），再以女孩心聲回應：“fun is the one thing that money can’t buy”（歡樂是無法用錢買到的東西）。這些除了來自 Coe 的故事，更隱含 McCartney 的主張：財富不一定為子女帶來快樂，錢與開心並非同等。得不到父母的愛而逃出家門的不只是 Coe，McCartney 記得類似的事件當時經常發生。
- Paul McCartney 唱 She’s leaving Home。
Coe 離家出走的 1967 年，同是萬千年輕人逃出家園的年份，而且，情況不限於披頭四所處的英國，更及美國。密芝根大學社工系教授 Karen M. Staller 在其書 Runaways 中指出，1967 年，無數本來遊蕩街頭的街童轉投反文化（counterculture），流離到紐約東村（East Village）或三藩市的上海特區（Upper Haight）當嬉皮士。
1960 及 1970 年代的美國實驗社區
從 1967 年到 1971 年期間，美國有逾 50 萬人離開家園，投靠「實驗社區」。為甚麼會有這種現象？Karen Staller 解釋，1960 年代正是大量嬰兒潮世代踏入青春期之時，在這轉折期間，離家出走實屬正常。另外，由於多項法律變更，法定成年年齡從 21 歲降低到 18 歲，意味過去許多專為管教未成年青年（包括離家出走和逃學的青年虞犯）而設的法規，從此對 18 歲以上青年失效。加上，當時公共部門只負責處理犯法或受虐待的青年，虞犯只交由民間社會機構處理，它們沒有適切的應對手法，無法幫助躁動青年，結果許多年輕人因而暴走，投入「實驗社區」。
其次，Karen Staller 提出，離家出走也與嬉皮士的「反文化」運動有關。例如，在三藩市有一群人仿效英國內戰時的共產主義者，自稱作「挖掘派」（Diggers），向離家者提供社會服務以及情感支援。更有人吸納全國各地的絕望青年，組成主張共產主義的激進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年輕人得悉這些團體追求大愛和平的理想，以及自由奔放的生活，就會被吸引和投身於其中。
這前所未有的離家出走情況惹起美國公眾及國會關注，國會隨後在 1974 年通過「離家出走青年法案」，試圖從生活教育就業等方面著手，將流浪的年輕人從社會邊緣中挽回正軌。政府積極挽救，左翼則覺得要推倒重來。左翼分子認為過去大批年輕人離家出走是因壓迫而成，社會必須由低重整，建立平等社會，只有在沒有階級、男權、種族歧視、消費主義的虛假需要的社會，才有可能消除年輕人的疏離與孤獨。
BBC 文章解釋，這種烏托邦式願景以至離家出走風潮，其實都是對「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反彈，這種家庭以社會舊有秩序之名，壓迫青少年。與其繼續受壓迫，倒不如離家，建立新社群創造自己的身分。然而，脫離資本法律道德底下，學者發現這些「實驗社區」結果變得更「家長式」，由強勢的人領導控制；沒有一夫一妻制，女人卻淪為多個男人的僕人。
1967 年已成過去，當初的離家者渴求自由，但那「沒有階級、男權、種族歧視、消費主義的虛假需要的社會」的自由社會，至今從沒有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