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偏鋒到主流:「行為藝術」百年簡史

A+A-
艾未未模仿震驚天下的「敍利亞小童」。 圖片來源:@David Beard/Twitter

今年初,主張「行為即藝術」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重訪希臘,模仿「海灘男孩」,俯卧岸邊假裝死去,藉此呼籲公眾關注難民危機。雖然他出發點是正面,但其行為卻惹來批評,人們指他惺惺作態、逾越倫理——而這正是討論「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時的常見情況:喜歡就視為藝術,討厭的則是故弄玄虛,意見兩極。其實「行為藝術」至今已有百年發展史,並正從偏鋒走向主流。

「行為藝術」的發源

「行為藝術」最早見於 20 世紀初。在歐洲,意大利的未來主義藝術家(Futurists)認為創作者不應坐困工作室,而應步出社區,以藝術直接接觸普羅大眾;而同期的達達主義者(Dadaists)則借用歌舞表演、音樂廳等流行文化,以行為藝術批判現實。從此,面對公眾、具批判性、以「行為」為主的藝術表演逐漸興起。

但是,直到 1960 至 1970 年代,行為藝術才算是真正抬頭。當時,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在西方蔚然成風,「概念比執行更重要」的藝術觀席捲美國藝壇,作為美國大都會的紐約,自然成為現代行為藝術的表演中心,吸引許多著名行為藝術家如 Vito Acconci、Marina Abramovic、小野洋子匯聚於此。

當時的行為藝術層出不窮,前衛激進。有的大膽挑戰公共與私人之間的界線,例如在 Vito Acconic 的「苗圃」(Seedbed中,到訪畫廊的觀展者看不到藝術家,只聽到躲在地板之下的 Acconic,不斷幻想觀展者來自慰。其他行為藝術則是多受政治啟發,行為藝術興起的 1960 年代恰好是美國政治波濤洶湧的時期,先有反越戰思潮、人權運動,再有黑人暴動和女性主義運動。Carolee Schneemann 就有「眼望全身」(Eye Body,她將顏料塗在自己裸體上,置身於作品中,反思社會對人體的控制。

Vito Acconci 在 1972 年的作品:苗圃(Seedbed),圖中他在畫廊的地板下自慰。 片段可見:http://www.ubu.com/film/acconci_seedbed.html

從偏鋒走到主流

到了近年,行為藝術已有主流化跡象。以 2010 年 Marina Abramovic 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出的「藝術家在場」(The Artist is present)為例,她在 700 多小時內與 1,400 個陌生人對坐的「表演」吸引了 50 萬人次入館參觀。其中一段記錄她與前愛人兼合作藝術家 Ulay 強忍眼淚靜默對望的片段,在網上更有逾千萬觀看次數。由此可見,行為藝術再不是往日的小眾偏鋒,今日已逐漸在坊間普及流行。

此外,行為藝術在藝術展覽和學院中的地位也開始確立起來。今年舉辦的多個著名大型美術展,如十年一度明斯特雕塑展(Skulptur Projekte Münster)、五年一度卡塞爾文獻展(Kassel Documenta)等,無一不重視行為藝術。另一專供實驗性藝術表演的藝術中心 the Shed 亦將於 2019 年在紐約曼哈頓開幕。除此以外,Marina Abramovic 也有望在紐約哈德遜設立永久的教育學院,教授行為藝術,填補此前普通學院在行為藝術領域上的空缺。

  • Marina Abramovic 2010 年作品:「藝術家在場」(The Artist is Present),片中她與舊日愛人 Ulay 在 MOMA 相遇,兩人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經濟學人」指,回溯行為藝術的歷史有助解釋其流行成因。早期未來主義和達達主義藝術家回應的是工業革命帶來的機器社會,而今日藝術家關注的則是電腦;60 至 70 年代激發創作和藝術的社會混亂,亦可比今日全球的不安動蕩。換言之,是當時社會及科技發展的情況推使行為藝術普及。

然而,新科技也改變了行為藝術的意義。在今日機不離手、慣於在社交平台瀏覽及分享有趣事物的年輕人眼中,行為藝術對於數碼世代已有不同意義,「這也是為何即使在藝術節中,以行為、群眾參與、時間為基礙的藝術也已成為常態。」協助 Marina Abramovic 在 MOMA 策展的 Klaus Biesenbach 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