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貧窮率在近 30 年來逐漸下跌，但除了患貧，世界更患不均，尤其是在較富有的已發展國家。科技一方面提升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取代了待遇好的藍領工作，他們只能轉為投身相對較低薪的零售及服務。科技發展掀起了促成貧富懸殊的論戰。
科技與收入不平等的爭論在數年前已展開戰幕，2014 年麻省理工學院（MIT）科技評論有文章以矽谷的數據為例：雖然矽谷的收入中位數高達 9.4 萬美元（約 73 萬港幣），比美國全國收入中位數的 5.3 萬美元（約 43 萬港元）高近 1 倍，但 31% 的職位的時薪是低於 16 美元（約 124 港元），這數字遠不夠應付當地高昂的房價和租金，在計算生活成本後，矽谷中心的聖塔克拉拉市的貧窮率達 19%。
The Second Machine Age 作者，MIT 訊息科學經濟學家 Erik Brynjolfsson 與 Andrew McAfee 同樣提出，科技是近年經濟不平等的主因。他們表示，電腦與網絡發展以指數式增長，促進 GDP 持續增長，但「餅大了」，卻不是每個人都同等受惠。一方面頂尖人才和公司的能力得以倍大；但另一方面，有人則因自動化等技術失去優等的工作機會，即使科技整體還是帶來更多工作。
他們預料下一波的自動化將衝擊中產階層，如銀行出納員、保險從業員、借貸經理等等，只要工作是跟從指示及不用作太多決策，都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 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 Davos 大會，其一主題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能的角色極受看重。Google 自動車發明者及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榮譽教授 Sebastian Thrun 便認為，現時近乎所有工業都未盡全力來適應新的變革，而在他專長的自動車領域，他稱自動車將會令數百萬的士司機變得多餘。
科技進步的結果是「贏者通吃」，如現時的數碼經濟即是由 Facebook、Google、Apple 與 Amazon 等巨頭壟斷。一來專利把新財富集中在少數最富有的人手中，限制了「滴漏」的效果。此外，不同科技產品的資金籌集與推廣都依賴互聯網，而網絡廣告市場卻愈來愈集中在 Google 與 Facebook 等科技巨頭。
今年 2 月，微軟創立人比爾蓋茨接受網媒 Quartz 專訪，提出因應機械人將取代人力工作，應向機械人徵收相同水平的稅。香港不少快餐店已備有觸控屏幕的點餐系統，表面看來摩登方便，背後正正反映快餐店正伺準時機，更大規模節省人力。對於具標準化生產要求的餐廳，自動化是理所當然的事。
比爾蓋茨建議向商家或廠方徵收「機械人稅」的用意，一來是補償於入息稅的損失，二來更要減慢目前自動化的速度。可是後者的觀點卻不是人人認同，例如政經雜誌「經濟學人」反而認為目前自動化的速度過慢，因市場上廉價勞工實在太充裕，商家根本欠缺誘因發展自動化，如此一來徵稅便不是時機。「經濟學人」亦表示，果真自動化時代來臨，除了徵收「資本稅」來補貼赤貧人士，擴闊資本擁有制度是另一可行策略，例如假若自動車取代了的士服務，國民便可享有部分由此產生的收入。
此外，多國已開始研究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以迎接自動化的就業衝擊。人人有錢收的全民基本收入，到底是倒退為人人有飯食的人民公社，還是新時代的社會秩序？只待社會真的嘗到自動化的極樂與極苦時才有分曉。只是，在封建奴隸制時代，民主制度也曾經是不可想像之物。人除了總需要勇敢生存，還要富有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