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哥德堡市於一間老人院進行實驗，把約 70 名看護每天的工時，從 8 小時減至 6 小時，觀察有何變化。去年市政府表示，看護是快樂了，成本卻太高了，需要叫停計劃，媒體形容為「觸礁」、「失敗」。首席研究員 Bengt Lorentzon 則反駁，與其去想應否縮減工時，應該先問：「我們怎樣做才能改善工作環境？」但為何早點下班，也不一定叫人歡喜？若真是如此，試問還有甚麼方法，令生活更加幸福？
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壓力研究院的 Aram Seddigh 博士指出，縮減工時並非處處合用。「我認為 6 小時工作制，在醫院等組織會最為見效。在這些地方任職，只要下班時間一到，就能離開崗位，安心回家。但在公私不甚分明的組織，成效或會較低。」他解釋：「縮減工時或反增壓力，令員工急於把需要 8 小時才能完成的工作，趕在 6 小時內辦妥，白領們更可能要把工作帶回家。」
的確，就以老人院看護的實驗來說，減少工時有助改善生活。其中 Emilie Telander 表示：「試行 6 小時工作制期間，所有同事都較有活力。我看到大家都很快樂。」但重回 8 小時工作制後，她自覺「較之前疲累」，亦遺憾較少時間陪女兒下廚和閱讀。但同樣是 6 小時工作制，在同市的生物墨水公司 Cellink 試行，不足 1 個月就因員工的負評而中止。
作為公司的 CEO，Erik Gatenholm 坦承當初「從 Facebook 看到縮減工時這趨勢」，考量此舉能否吸引人材，遂在製作部試行。製作 3D 打印機的 Gabriel Peres 參與其中，以為會挺有趣，沒想到竟感到壓力。「縮減工時是一個過程，不能一步登天。」他形容：「當你沒那麼多時間來調整，就會像欠交功課那樣，事情只會愈積愈多。」Gatenholm 更表示：「這種安排真的不適用創業或 startup 的世界。」
Bengt Lorentzon 亦反思，一刀切縮減工時，其實有違許多瑞典企業推行的彈性工作文化。「很多辦公室已經轉型，變成顧問般的存在。管理層毋須全部人齊坐公司，他們只求結果，下屬只需交差。但換作是看護，就無法放下工作，去看醫生或剪頭髮。」他認為，真想要改善上班族的生活，不該只想縮減工時是否可行，「（改善）可以是與工作的時數和日數有關，亦可以從更多方面著手。」
瑞典人仍然努力嘗試，提升生活質素。壓力更大的香港人，又是否有這空間餘裕，去思考何謂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