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華山——喧囂台北城裡的一塊文化綠洲
台北市中心區，新生北路與忠孝東路交界，這裡，原是城市中最精華的地段之一，地價猶如香港的中環。
在一片豪宅與商業大樓環繞之中，卻有一個空間，奢侈的鋪上了一大塊綠絨草地，四周座落著低矮的平房建築，台北人稱之為：華山 1914 藝文特區。
這裡一年舉辦 1,500 場展覽、演出、會場活動，意味著你一年 365 天任何一天來都可以有 4、5 個選擇。日本吉卜力工作室的動畫展、法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會場、台灣本土樂團的 live 演出，琳琅滿目，逛都逛不完。
累了，可以躺在草地上享受陽光；渴了，有英國式下午茶，Trio 小酒館的各式調酒；餓了，還有台灣歌手周杰倫開設的餐廳。想充實腦袋，有藏書豐富的青鳥書店；想陶冶性靈，有講究身心合一的風潮唱片、日本名建築師藤森照信設計的森文茶庵。就連想看電影，都有家專走影展路線的光點電影院。
但你一定無法想像，100 年前，這裡是冒著煙的釀酒工廠，周圍是一片的荒煙蔓草，乏人問津。
廢棄的酒廠，如何晉升成台北市的精華地段，又如何化身為藝文特區？這個故事，要從一瓶名為「胡蝶蘭」清酒的誕生說起。
起源：兩個日本人，開啟台灣釀酒的黃金年代
1914 年，日本將台灣視為日本國土的延伸成了新的施政方針，即所謂「內地延長主義」。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決心要在台灣複製日本的產業鏈。
那一年，一個名叫阿部三男的日本人，找來了出生酒造世家的藤本鐵治，飄洋過海來到了台灣。相中了台北市郊區一塊名為「三板橋庄大竹圍」的土地，創立了芳釀社造酒工場（編按：「工場」為日治時期用字，直到 1945 年後才改「場」為「廠」）。
清酒，是日本獨步全球的飲食文化，除了釀造過程複雜，技巧難度極高，更關鍵的是氣候。來自高緯度雪國的清酒，必須在日本每年最冷的 11 月到 4 月釀造，而位處亞熱帶的台灣終年濕熱環境，並不適合生產清酒。
但阿部三男與藤本鐵治卻反向思考，當時台灣相對於日本，土地、人力成本都極低，從日本運來全台灣唯一一座專業冷卻設備，成功釀製出台灣第一支在地清酒，命名為胡蝶蘭。
胡蝶蘭的成功，吸引日本新資金的投入。隔年 10 月，日本資本家安部幸之助集資 130 萬日元入主芳釀，將工場改組成立「日本芳釀株式會社」。
充足的資金，加上最先進的設備，芳釀馬上成為全台灣規模最大的製酒工場。改組後的兩個月，中國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師生來台參訪，特別安排到此見習，足見芳釀已成為當時台灣製酒工業進步的象徵。在極盛時期，酒場僱用員工數高達四百多名。
乍看似乎風風火火，然而安部幸之助的投資，醉翁之意並不在酒。對一個資本家來說，能賺錢的劣酒恐怕比精心釀造的美酒更具有價值。
銅臭勝酒香，工廠沒落卻帶動周邊繁榮
在安部主導下的芳釀，銅臭取代了酒香。清酒的製造方式開始偷工減料，失去了當年的初衷，品牌聲譽開始下降，漸漸也發生財務不良的情況，衰敗的陰影已然浮現。
一次世界大戰間，市場對酒精的需求大增，許多製酒工場將酒精製造列入了產品項目。芳釀為了挽救財務危機，也跟隨潮流增設酒精生產區，在事務室周邊增設三間釀造室與一間實驗室。
然而失去靈魂的芳釀，就如同年輕時揮霍無度的遲暮老人，已無法再追回往日時光。隨著戰後帶來的經濟不景氣，酒精生產區僅止於試驗性的蒸餾，就不再繼續下去，年底所有的製造工場便停止運轉，只能將場內剩下庫存品的整理販賣，慘淡經營著，曾經是台灣第一的「日本芳釀株式會社」處於面臨倒閉的狀態 。
1922 年，台北地址改用日式「町」名，日本芳釀株式會社酒工場所在地改稱「台北州樺山町 80 番地」，而「樺山」這個區名，是為了紀念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
此時的芳釀雖已衰敗，但當年那瓶胡蝶蘭清酒流出的甘洌酒香，卻如一道清泉般滋潤了這塊荒地，吸引樟腦會社、日華紡績、麥酒工場、工業學校等陸續在此地設立，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人群、貨物與商品川流不斷，商業開始蓬勃發展。
為了增加便利性，政府決定在此地興建貨物車站、開通台北與基隆間的縱貫道路。這個位處台北城郊外數町之遙的樺山町，不再是過去那個荒涼的城郊小地方，因著交通上更具優勢和極高的生活機能性，成為當時重要的生活工業區。
戰後日本政府在台灣實施專賣制，老招牌拆掉，改名為「台北專賣支局附屬台北造酒場」。
鍋爐和煙囪等「現代化」的工業新動能，取代了舊有的釀酒設備。芳釀的年代自此正式告終，台北酒工場的時代來臨。
有了新的動力來源，重要的釀造設施也在兩年後完工。酒品的增加和品質的精進，讓台北酒工場的角色愈來愈重要，除了釀造日本酒外，更是當時唯一能製造洋酒的工場，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的國際關係趨於緊張，自製洋酒取代了舶來品，替政府賺進大量稅收。
不論戰爭與否，人們酒精的需求是一直都存在的，台北酒工場就這樣運轉著，直到 1945 年由國民黨政府接收，開啟了下一段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