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貧富不均日益加劇，相信無人否認－－然而，有關社會不公的議題仍不乏爭議，由定義、國情、成因、影響、性質到程度均複雜難解，例如貧富差距多大才叫懸殊、如何介定過渡抑或持續性質、不平等的負面影響幅度、對社會心理的形塑等等，置於全球語境之下，比較更形弔詭。社會不平等固然是真實議題，但其弔詭一面不可不察。
定義：目前全球普遍使用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測量貧富不均程度，然而數字指標不乏問題。首先，堅尼系數基於相對而非絕對收入數字，忽視國別情況，例如紐西蘭和印度在系數上表現接近（前者 36.2，後者 36.8），實際社會不均情況卻有極大分別：紐西蘭除卻毛利族等原住部落外，經濟體制普遍能夠照顧多數社會階層，與印度的牢固階級觀念恰成對比。堅尼系數又忽視地區、種族、性別等差別狀況，簡單一個概括數字難窺社會全貌。
國情：作為社會議題，不平等的影響程度也有國情之別。譬如美國雖然貧富嚴重不均，但不少美國人原來不甚介懷，概因普遍相信自己未來將會致富，因而有意無意漠視或低估社會不均的程度－－那如何解釋杜林普在美國的民粹勝利？根據 CNN 民調，希拉莉在年薪 5 萬美元以下階層獲得 53% 選票（杜林普為 41%），在富裕階級則是杜林普佔優；單論經濟議題，希拉莉的勞工票也較多。可以說，杜林普的崛起其實是一場「（白人）精英的反撲」，民生議題僅屬次要。
成因：社會不公成因不一而足，解決方案也就爭議甚多。例如近年美國掀起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將美國中產階級萎縮歸咎於全球化貿易，導致工作流失外地，加劇勞工失業，獨肥了企業家。不過，開放市場引入外國的廉價商品，等於間接提升了基層的購買力，假如推翻自由貿易，姑且不論會否釀成貿易戰爭或保護主義潮，即使能夠刺激就業，對低下階層的生活水平仍是一種打擊。互為因果之下，難有一刀切的解決方案。
程度：即使在「最幸福的國度」－－丹麥，社會不公依然存在，而且在稅前收入和跨代教育方面，機會不均的情況與美國不相伯仲，然而通過政府制策調整，資源得以相對平均分配，因而並無造成廣泛民怨；同樣，瑞典社會素以平等著稱，其實財富不均日益惡化，最富裕 1% 人報稱擁有全國 25% 至 40% 財富，一如美國；而三分二富人通過繼承獲得財富，僅有三分一經創業致富，恰與美國相反。不過，瑞典以高稅率重新分配資源，又有足夠社會措施照顧弱勢族群，低下階層的生活水平也有基本保障，社會不公的影響程度自然有限。
過渡性：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以酒店比喻美國模式：酒店之內，層數愈高，生活愈好，住客亦愈少。雖然入住率永遠是金字塔式分佈，但住客可以自由移動，今日的高層住客是昨天的低層，高流動性將有效抵銷階級不均，意即貧富差距雖大，但無阻階級流動，只要努力就能出頭，實現「美國夢」，所謂貧富不均只是過渡性而非持續性。從全球水平看，財富分配比以往更加廣泛，美國、日本與西歐由 2000 年佔世界九成以上財富，今日比率下降為三分二；而在不少新興經濟體內，中產階級所佔財富比例急速膨漲，表示財富不均有所改善。
持續性：不少研究指向相反結論，特別在美國：例如經濟學家 Alan Krueger 則以數據統計整合出「大亨曲線」（Great Gatsby curve），指出堅尼系數愈高，隔代社會流動機會愈低，而美國並不例外；經濟學家 Branko Milanovic 調查美國 1960 至 2010 年數據，發現假如窮人起薪點低，往後薪酬調整亦會較低；另有統計顯示，美國近 40 年的實質人工增長完全停滯。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不均現象特別嚴重，美國尤甚，頂層一成所佔財富比例增長最快，財富集中度又高於其他國家之餘，社會同時陷入「M 型社會」，中產階級大幅縮減，跌至不及半數人口，所擁金融資產僅佔 22%，相當於其他工業化國家一半平均水平。
